九月一日，張愛玲寫於五十年前的英文小說《少帥》終於在台灣出版。這部小說取材自張學良和趙四的愛情故事。張愛玲一九六一年秋訪台灣，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蒐集有關《少帥》的資料，而張學良當時被軟禁在台灣。但怎樣蒐集資料呢？
多年來的說法是，張愛玲本來計劃訪問張學良，可惜她的要求沒被接納。這幾乎是所有張愛玲研究者的共識，不妨舉幾個權威例子。
中國學者陳子善說：「她去台灣就是想見張學良，她的創作態度是很嚴謹的。當時張還在軟禁中，不可能見到。」（見《張愛玲〈少帥〉寫到西安事變前，「沒必要再寫下去了」》，載《澎湃新聞》，2014年8月25日）
《張愛玲全集》主編止庵說：「早在1956年，張愛玲就想寫這個故事。她甚至曾於1961年10月份專程赴台，想採訪張學良。但由於當時張學良尚處於軟禁時期，張愛玲沒能採訪到張學良本人，無奈回到美國。」（見《遺作少帥終見天日何以未完細說緣由》，載《半島都市報》，2014年9月12日）
台灣評論家符立中說：「由於麥卡錫獻策，可以運用美新處的關係去訪問張學良，於是她一箭雙雕，特地購買在台中轉的飛航班次──這個計劃，倒是連宋淇亦不知情。」（見《張愛玲與張學良》，載《中國時報》，2012年2月12日）
甚至於張愛玲的文學遺產執行人宋以朗也在多次訪問中提過「張愛玲想訪問張學良」，最近一次見於2014年9月2日《南方都市報》載的《寫趙四小姐，張愛玲很開心》。當然我不會漏掉我自己（儘管我絕對不是權威）。
我在《少帥》的附錄文章寫道：「張愛玲訪台灣，我們現在都知道是為了訪問人稱『少帥』的張學良。」
小說出版一星期後，中譯者鄭遠濤發來電郵，說他剛才刷牙時忽然想到：「張愛玲真的提出過採訪張學良的要求嗎？至少張宋書信中沒有提過，更沒說被拒。會否是一直以來傳聞如此，久而久之，大家便認作事實？我好像從未讀過文獻上的第一手證據。」
經他一問，我才如夢初醒，立即重看張愛玲的書信，發現相關段落只有一段，見於1961年10月2日寫給鄺文美的信（《少帥》的附錄也引用了）：
「我寫信給Dick（即理查德．麥卡錫）告訴他將去港，他來信叫我在台灣逗留一天，住在他們家，什麼他都可以代辦。其實我那兩個非看不可的地方，台灣就是一個，我以前曾告訴你想寫張學良故事，而他最後是在台。（我想不告訴Dick為妥，你們覺得怎樣？）」
張愛玲沒有說要訪問張學良，只是想看看台灣；按文理推斷，說她「蒐集資料」是沒錯的，反正那意思很廣泛。其後的通信，張愛玲也沒提過訪問或被拒的事。
我於是努力追憶，「訪問」說法究竟始於何時呢？我當時想到某本書，立即從書架取下翻閱，其實已恍然大悟，但偏偏又不服氣，始終覺得一定還有什麼文章可以提供有力證據。結果我重看了所有涉及張愛玲訪台的重要參考材料，包括《聯合文學》1987年3月號載的《張愛玲在台灣──丘彥明訪問王禎和》、1961年10月26日《民族晚報》記者吳漢報導張愛玲訪台的短稿（收錄於蘇偉貞《長鏡頭下的張愛玲──影像、書信、出版》）、高全之《張愛玲與香港美新處》訪問麥卡錫等。
不出所料，根本毫無證據。我只好無奈接受現實：我和其他張學專家都搞錯了。
錯誤的源頭在哪裡呢？我當時就想到司馬新1996年出版的《張愛玲與賴雅》（台北大地出版社），此書國內版名為《張愛玲在美國：婚姻與晚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原文是英文，由徐斯和司馬新譯成中文。
司馬新撰寫此書時，參考了賴雅日記，又訪問了很多跟張愛玲有接觸的人，相比起之前出版的張愛玲傳記，確實補充了不少新資料。有關《少帥》的段落，見《張愛玲與賴雅》第八章，我節錄如下：
「張愛玲在台北中途下機，準備對她計劃階段中的小說《少帥》做些資料研究。這篇小說是以眾所周知的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的歷史為背景 [……]當時張愛玲十六歲，在這一感受力極強的年齡，一定把西安事變當作驚天動地的大事。如今她決定將這段歷史經戲劇化後寫進她的小說中去，而以少帥和他生活中的兩個女人為主線。[……]蔣介石撤到台灣時，把張學良也挾持而去，並仍舊軟禁起來。看來張愛玲曾要求能與元帥（這時年紀已經不輕了）面談一次，以期弄清西安事變的細節作為她小說的材料，但是這個要求未被接納。」
上述段落犯了一個明顯錯誤，就是說《少帥》以西安事變的歷史為背景。事實上張愛玲寫了小說的三分之二，涉及的歷史也只是1925年至1930年，餘下的章節以我推測，背景該是九一八事變、西安事變、軟禁台灣，節奏加快，「一連串的蒙太奇，下接淡出」。西安事變如果真的寫出來，大概也只會是驚鴻一瞬，而非如司馬新所說，是全書的歷史背景。
《張愛玲與賴雅》第九章說，一九七一年張愛玲與水晶會面時，「她已寫完《少帥》」。我相信司馬新根本沒有讀過《少帥》，只是一廂情願地猜測。(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