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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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港片的大趨勢，是把中港文化和意識形態差異問題，放進故事人物的矛盾衝突之中，其中以語言的衝突最常見。現在合拍片當道，要仰首內地市場，不能行差踏錯，同時又怕得失香港觀眾，被網民打入十八層地獄，有時為免國語粵語頻道兩邊轉太過刻意，又再加進外地演員，由演員說回自己的話，無需配音。於是港片成了文化大熔爐，國語、粵語、英語、韓語等，什麼語言都有，表面上是面面俱圓，做到「反映香港國際大都會的特色呀」，其實，這才是香港人的問題。
香港人有什麼問題？就是永遠都害怕理直氣壯說「我們」。我們沒有「我們」，我們只能由「他們」來定義。語言代表一個地方的文化，比利時時裝設計師Raf Simons獲品牌Dior聘為創作總監，首天到法國總部上班，面對員工，便用法語自我介紹，直至難以暢所欲言，才說抱歉用回英語。這是基本禮貌。《赤道》刻意以語言作為衝突的起點，王學圻演內地來港的高官「宋總」，初登張學友演的香港教授家，教授埋怨高官入屋不脫鞋，然後宋總用國語問：你聽得明國語嗎？
這是個人文化和修養的反映，假如不是太自大，就是太自卑，無論是自大或是自卑，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有沒有從別人的角度去想，便是一個人的文化層次了。
《赤道》不斷以文化差異，「做法有別」來製造矛盾，香港警察(張家輝)和知識份子(張學友)無時無刻流露受不了中國高官的「霸道」，但又急不及待在韓國特工(崔始源)和武器專家(池珍熙)面前流露「權力」，中國高官又在香港和韓國人員面前展示「主權」，而台灣通緝犯(張震)和助手(文詠珊)則要躲在不見天日的停車場內，鬼祟地與南亞裔人士作軍火交易。
韓國特務(尹真伊)的線人和合作人，是居港的印度人──這就是《赤道》內的中國香港世界國際大都會了，你能看得出當中種族、階級、人種的正邪之分嗎？
我地要做香港人……？
其實要談《赤道》，不一定要如此「政治化」，但問題是《赤道》本身的故事就是要拿政治做矛盾，以主權、種族、階級、人種做分別，嘗試描繪出香港現時經常被指是「添煩添亂」的社會現實。
不過，《赤道》的做法，實在是「賊喊捉賊」。表面上想從警官張家輝口中，道出「我地要做香港人」的政治夾縫與現實無奈，但其實《赤道》本身才是真正的意識形態「無間道」。其中，警官張家輝認同交出同袍余文樂予南亞裔匪幫，以換取邪惡集團幕後主腦「赤道」是誰的情報，無視余文樂的處境，同時又率同袍去找尋心目中的「赤道」人。結果，香港人打香港人，香港警察全死。
香港警察死了，其實沒有什麼值得太難過，但難道這就是中國高官在戲中經常強調，香港不能出事的禍端嗎？劇情轉了一大個圈，搞出「國際化」矛盾，最後還不是要說：是香港人害死香港人。
知識份子才是邪惡軸心
《赤道》的赤化，是不單把矛盾指回香港人本身，更把矛頭指向香港知識份子。一時間，劇情由最初是中國高官強行把極度危險的韓國核子武器，留在香港的「禍端」一筆勾消，宋總之所以「這樣做」，原來是為了找出幕後主腦，而主腦就是香港知識份子。香港知識份子才是「邪惡軸心」！在後雨傘運動時代，難免對劇情設計的「心思」特別發人深省。
《赤道》顯示的意識形態，其實正好反映出，打著香港旗號棒打香港本土，及我們警匪合拍片的本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