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獄中義士來鴻】平庸的施虐狂(文:老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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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 via screen capture

//里拉認為,鄂蘭寫作《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有兩個不同的動機,一是公允地處理所有造成「終極解決」的因素和成份,並理解它們如何影響了施暴者和犧牲者。在這個主題上鄂蘭是一位先驅,當初她受到攻擊的許多觀點如今已成為學者的共識。另一個動機是她想要提出一個解釋模式,使那場暴行成為可理解的,並使判斷成為可能,但鄂蘭在這方面是失敗的。她被艾希曼的面具所欺騙,受制於自己的思想先見前提。加上海德格的影響(本真性、匿名的大眾、作為機器的社會以及被現代哲學拋棄的「思」),最終使她的判斷走向一種「過度複雜化的簡單化」(overly complicated simplification)。//
劉擎,《當世界席捲而來:當代西方思想編年考》,頁184-185。

漢娜‧鄂蘭筆下的艾希曼,作為「平庸之惡」的標誌人物在今日的牆外應該是老生常談了,不需筆者囉嗦。只是這個故事其實還有下半段(希望說出來不會觸發燒書潮):艾希曼被抓去審之前一直藏匿於阿根廷,在這期間寫了五百頁的回憶錄,還接受了錄音訪問(也是長達幾百頁的大部頭)。這些文件重見天日後,人們不禁質疑鄂蘭的立論:艾希曼顯然不是如他自辯的那樣,作為一個平庸的公務員只是打份工。這些文件的內容證明,他也同樣仇猶,也對於參與屠猶這件事感到光榮且樂在其中,甚至還責備自己「做得不夠」。

這就從根本證明了所謂「平庸之惡」完全就是偽命題,從頭到尾都不過是鄂蘭在自作多情,整件事綜合來看還有一點「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味道。受害者被虐出感情來了,自行腦補出「其實加害者的本質也不是那麼壞」的結論,早就公認為虐戀故事/霸道總裁系列的標準配置了。人文知識份子的定性,很多時候都顯得幼稚的根本原因在於,他們對於人性的幽深陰暗之處的認識相當淺薄。「酷吏」一說,中國自古就有,那不只是奉命行事的衙差,還是多少講究點想像力,講究點「主觀能動性」的工作,如此才具備從一條死板板的條文律令變出一百八十種折磨手段的能力。被稱作「酷吏」而史書留名的,很多不過是比較擅長設計/使用刑具的緣故,比較不擅此道但仍然熱衷於、享受於運用公權力(《潛規則》作者吳思所稱的「合法傷害權」)魚肉百姓的,一般不會特別記載,因為根本就是常態。「破家衙門」、「滅門縣令」也是古已有之的說法,就是說九品芝麻官也照樣可以用合法手段玩得你破家滅門。說真的,手握公權力的人,哪怕是至卑至小的,誰沒有點官老爺的習氣與架子呢?套句《進擊的巨人》的對白:「掌握了巨人之力卻只想到搞建設造福人群?這跟我所認知的人類也差太遠了。」穿上那身皮的時候就只想到「自己只是個打工的」?這是不用看回憶錄都知道100%是胡說八道的。不扯到瑪雷大陸那麼遠,年紀稍大點的上一代,多半都見識過小公務員津津有味地運用手上那點小權力把人弄得死去活來的嘴臉,心態上非常類似於虐殺小動物的變態,小把戲可以生出大快感,看見你痛苦掙扎的模樣,他就得到最大的滿足。

這世界有沒有上帝,筆者沒見過不知道,但基督敎說人生而有罪性,至少在香港是千真萬確的。香港本身就是一座「老鼠烏托邦」,每個人都肯定有點小變態,說自己沒有的首先就是不老實,而公權力本身就是最好的觸發源。今日我們看到的「放風殺人」,本身即是這種變態心理的體現:施虐狂愛看的不是受虐者怎麼死,而是怎麼不想死。雖然結果都是一樣要死的,但施虐狂眼中的戲肉在於過程而非結果。這場血肉橫飛的施虐盛宴,顯然就是走狗們為自己準備的。

由派罰單的語氣與神情,到玩弄軟弱的,想選又不想選的小資產階級政黨,我們無處不見這種「給自己加戲」的額外操作。牠們是真心享受此刻的,因為這正是牠們享用戰利品的方式:在獵物斷氣之前施加最大的恐懼與痛苦,才是施虐藝術的精妙之處。施虐狂可以說是投機者的天敵,因為投機者的每個猶豫與掙扎,都能提供大量的施虐靈感。香港的所謂體面人士,很少不屬於投機主義者,但當中也有頭腦清醒的,深知碰着這種對手,不改造自己的投機主義面向的話,就會最大化自己死前的痛苦。倘若他們是阿蓋達式的狂信者,哪怕是處於同一場景當中,虐待狂所能做的反而很有限:你無法真正「傷害」一個狂信者。用牠們常用的話說,就是:「無用架,佢洗哂腦架喇。」施虐也是講性價比的。

「狂信者」在香港與其說是貶義詞,毋寧說是個嘲笑人的詞。可是當今的形勢清楚地說明,所謂理性、開放的文明都會,不過是紙糊的戲棚,本身沒有任何永續性。真正的「狂信者」都很懂得如何挺直胸膛直面死亡,於是歷久不衰;所謂進步份子卻往往學不會,因而一瞬即逝,而且往往被狎玩得最徹底。學不會這點的人,早晚都會成為某段虐戀故事的主角,在疼痛中生出享受與依賴,然後成為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P.S. 有關艾希曼的回憶錄與訪問,可參’Arendt and Eichmann: The New Truth’以及’The Defense of a Jewish Collaborator’,兩篇文章都是Mark Lilla在2013年發表的,但「平庸之惡」說由2014年到今日的香港都還是顯學,這事想想都覺得羞家。8年了,我們到底還在多少諸如此橫的垃圾學說上浪費多少寶貴的時間?這真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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