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堅決反共,美籍漢學家余英時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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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een capture via 公視新聞網

首屆唐獎漢學獎(The 2014 Tang Prize in Sinology)得主、台灣中研院士、美籍漢學家余英時(Ying-shih Yu)本月一日逝世,享壽九十一歲。余英時先生專研中國思想史,為香港新亞書院首屆畢業生,由錢穆指導。之後再留學美國哈佛大學,受學於楊聯陞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新亞書院院長,及後於美國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大學任教,並定居美國。

余氏門徒遍佈華人史學界,以西方學術方法分析中國歷史,西方學界推崇其為「中國史學泰斗」。學術成就廣受稱許之餘,余氏政論犀利,高舉自由主義、反共立場堅定,公開支持台灣「太陽花」、香港「佔領中環」及「反送中」等社會運動,多年來經常預言「中共很快垮台」,不但與台灣前元首蔣經國、李登輝關係友好,在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執政時,亦常常支持台灣當局,友誼跨越藍綠,余氏死訊一傳,台灣政界紛表哀悼,包括國民黨以及蔡英文總統、賴清德副總統都發文致意。

新亞首屆畢業生、中大副校長

余英時於一九三○年生於天津,一九四九年赴港,翌年獲新亞書院取錄,錢賓四任導師,並為新亞首屆畢業生,一九五五年獲新亞推薦,留學美國哈佛大學,受西方學術訓練獲歷史學哲學博士學位。

一九七三年,余英時到中文大學擔任新亞書院院長,兼任大學副校長,兩年後回哈佛任教。余英時在一九七四年出任教育方針及大學組織工作小組主席,促成若干建議,成為一九七六年富爾敦委員會重要參考資料,香港政府在同年十二月按建議通過修訂《香港中文大學條例》,九名新亞書院校董憤而辭職;於一九七七年,余英時憑藉傑出學術成就和對大學發展的貢獻,獲頒中大榮譽法學博士學位。

自承錢穆門徒,師徒卻「分道而行」

儘管余英時曾受學於錢賓四,並一生自承為錢穆門徒,然而余英時並未承襲錢穆的主要觀點,師徒更曾就歷史判斷的分歧而公開切磋。一九七○年代後半,余英時在〈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一文,直指「中國的政治傳統中一向瀰漫著一層反智的氣氛」,歸根究底是因為帝制中國的專制政治;錢穆則撰〈帝王與士人〉一文反駁之,指出帝制中國的典章制度與史事,都顯示着中國的「道統」高於「政統」,為「必欲鄙斥中國傳統政治者作一參考」;余英時在二○一四年《歷史與思想》的新版序中直言,「〈反智論〉在 《聯合報.副刊》上刊出不久,台北的同門友人便先後來信告訴我,錢先生認為我仍然盲從梁啟超以來的流行說法,以「帝王專制」四字來抹殺中國的政治傳統,持論過於偏激。」

台大歷史系前主任徐泓教授於臉書發文,稱余英時的「反智論」影響了好多人,「他們開始以為要反專制,就必須反中國。『反智論』一出,錢老師與余,師生從此分道而行。對錢先生及其要有溫情與敬意的中國歷史文化,從他的那篇著名的『反智論』以來,就一個『反』字。」

於台北居住的余英時業師錢穆,在一九九○年六月因陳水扁早前發動的「素書樓風波」而遷離居所,在三個月後辭世,享壽九十有五;錢穆逝世後,錢穆遺孀胡美琦召集十名門人為編輯組成《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之後又有六人具名加入,余英時皆未列名其中。

余英時著作等身,從早期的《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到晚期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等皆成為華人史學界膾炙人口的著述。余英時於二○○六年與美國非洲裔歷史學家弗蘭克林一同獲頒第三屆「克魯格人文研究獎」,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畢林頓稱許余英時的研究成果,啟發了無數中國思想研究者。

與台北層峯關係良好

余英時與台灣關係緊密,太太陳淑平是國民黨青年部長陳雪屏之女。一九七五年四月蔣介石總統逝世,余英時於五月一日在台灣《聯合報》發表〈中國現代的民族主義和知識份子─敬悼蔣總統過世〉,稱許蔣介石總統堅苦卓絕的領導所成就的歷史功勳,是一位民族主義者和愛國者,而在近代中國的政治領袖中,「只有蔣介石和孫文是尊重知識分子的,而蔣介石容忍反對言論的尺度是很寬闊的。」台灣蔣介石總統管治的時期,在政治上被稱為「白色恐怖時期」,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指出,蔣介石曾介入審理之軍事審判案件,經調查高達三千四百七十二件。

余英時及後於一九八二年獲台灣元首蔣經國(蔣介石之子)接見,學者王汎森曾記載余英時當時與一眾學人前往宜蘭開會,「因為颱風來襲,所以照明、飲食都成問題,山路基本也斷了。余先生因先前與總統有約,故由宜蘭縣警察局的員警用摩托車載下山。」李敖將這件事評為「君命召,不俟駕」。在蔣經國總統就任期間,根據促進轉型正義委會指出,「(蔣經國)就任總統後,侵犯人權的政治案件不斷,以林義雄宅血案、陳文成案等為例,受害者於遇難前皆受到其主政下之情治機關嚴密監控,威權統治當局涉案的嫌疑至今仍未排除」。

余英時亦與李登輝總統友好,根據牧師張伯笠的記述,余英時稱,「他到臺灣就打電話給總統府,想見李登輝總統」,總統府說「隨時,只要余英時到總統府,李登輝總統就跟你吃午餐」,李登輝當時還勸余英時到台灣當中央研究院院長。

一生堅持反共,支持台港「太陽花」「反送中」

余英時反共立場鮮明,多次表示共產黨政權必定垮台,又稱「毛澤東是自古到今沒有比他更壞的一個人」,自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慘案後,他發誓不再踏足大陸一步,「六四」之後,余氏籌款四萬美金於紐約時報刊登全版廣告支持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被中國官方列入黑名單。

二○一三年余英時接受親台的《世界日報》訪問,稱「我不認為中國真正崛起了,中共政權也不可能長期維持,政治制度一定要有變革。中國大陸現在貧富懸殊情況嚴重。沿海一帶上億人發財,但大都是跟共產黨官員有密切關係的人,不是其家人就是親友。所謂『肥水不落外人田』。不知道有多少共產黨貪官,都把太太子女送到海外,也不知有多少錢存到海外。」他又稱,如果中共放棄一黨專制,他就馬上去大陸。

儘管余英時與已故的蔣經國總統關係良好,但余英時亦對台灣民主化表示歡迎。於二○一四年余英時獲台灣「唐獎」時,余氏表示,中華文化幾千年來的朝代更迭,都是靠暴力流血完成,台灣民主化首度打破幾千年來的循環,民眾要珍惜難得的民主自由;余氏又在太陽花學運爆發後,盛讚它「是個很了不得的活動」,余英時發表《台灣的公民抗議和民主前途》一文指出,這次的公民抗議是一場保衛並提高台灣民主體制的運動,對於人民和政府具有同等重要性;他稱,中共一直千方百計地企圖摧毀台灣的民主,台灣人民和政府必須把警惕提到最高程度。

在香港二○一九年的反送中運動中,余英時稱,香港學生在反送中抗爭的表現,正好呈現香港本身擁有一種人文文化傳統,兩百萬港人上街反送中,就是香港的自由文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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