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獄中義士來鴻】離散問題(文:老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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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そらみみ (Soramimi) – 自己的作品, CC BY-SA 4.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46980799

選擇留下的人,要面對的是一個對抗性的環境,這一點就決定了他們必須採取比較圍爐,比較擇善固執的策略。但選擇離開的人,反而需要減少「我執」。這裏說的「我執」不是指那種擺一副人生導師架勢,用成功學文體「𦧲」(lur)人離開(但其實是為了壓服自己的罪疚感)的東西,那不值得討論。這裏說的是,對於「保存香港文化」的那種執念。

猶太人是大家都很喜歡用來類比離散的例子。大離散(diaspora)的標誌性起點,是「巴比倫之囚」事件。前587年,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II)攻陷耶路撒冷,將數以萬計的猶太人強制遷徙至巴比倫。不過,有些細節是值得一說的。這位巴比倫王把猶太人抓回去後,並沒有把他們當作奴隸強迫勞動,反而是鼓勵他們經商。於是很奇妙的事情發生了,猶太人在這段時期,眼界擴闊了很不少,技術乃至經學都吸收了巴比倫(後來再加上波斯)元素,擅長經商的「民族性」也在這段時期打下了根基。不知道是不是過太爽的緣故,到後來波斯滅巴比倫時,新王居魯士(Cyrus the Great)下旨容許猶太人回鄉,結果響應的只有十分之一人不到,連妻帶子算上加起來才四萬人。舉一個無直接關係但可供參考的例子給大家對比,當年跟摩西出埃及建立以色列王國的十二支派,隨便挑一支都不只這個數。「大離散」也不見得是絕對負面的東西。

在上一篇〈香港現代化〉裏面,筆者就指出我們正面對的,是一個現代化過程,我們曾經在英國人的庇蔭下跳過了這一課,現在不得不補上。參考近代史,幾乎全部經歷過這一過程的民族,都採取這樣的做法:派留學生出去浸鹹水,吸收當地的先進經驗之後回國實踐。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切莫犯了中國人曾經犯過的錯誤「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我們當記住,不論是軍事、政治還是經濟技術,特別是組織技術都與長出它的社會形態不可分割。所以大清失敗了,而往後不論是被蔑稱為「軍閥」的諸愛國者,還是國共兩黨政權,無論後人怎麼評價,他們至少都成功過一段時期,而他們的成功同樣建基於以外國經驗對所在社會進行的大量改造,而且往往是改造得越徹底,越是站得長久。

所以,離散者的真正目標,反而是真真正正的當一回「外國人」。本地的人需要為生存圍爐,皆因非如此不足以保留火種。但如果離散者也將全副心力用於圍爐,頂多就圍出一條唐人街,白白浪費了人在異鄉的特殊機會。如果「海外新香港」有可能實現,世上那麼多條唐人街早就建立起N個「新中國」了,事實是殘酷的。離散者最需要做的,反而是深入觀摩他國人民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死守自己的。由最基礎的部份學起,逐步掌握「香港以外諸模式」的運作及其長短處。不要小看這種工作,一個移植成功的模式,完全可能在未來一百年都成為所有人心目中自古以來理所當然的香港定義。就正如今日的你想起香港,不大可能想起鴉片;今日的你想起中國,不大可能想起辮子。

那些「文化原教旨主義者」,你一個都不用理會。那些一天到晚「華夏正統」的人要是能成功,一百年前就不至於沒沒無名連個浪花都沒留下,現在出來講經就更是甚麼都改變不了。那些懷念英治的人,也不必靠着純愛與幻想過日子,你自己拉起一個徹底英化的小團體,往上發展成不要說是蘇格蘭營,最少像義勇軍那個級別的組織不就得了。英國人不來,就自己成為英國人再回來好了。自己沒那個膽識,就莫怪人家看你沒出息。由蔡鍔到閻錫山,周恩來到鄧小平,個個都是這樣走過來的。中國近代史不是別的,就是供這種人叱吒風雲的舞台。看通了這一點,就不會疑惑為甚麼中國的警察分局,居然跟日本一樣叫「派出所」,現代中文的許多核心詞彙,出自一位名叫西周時懋的日本人的創制。這一課,我們上晚了一百年。只是昏睡百年,國人漸已醒。

老湯
13-6-2021

老湯@本土新聞 文集:
http://www.localpresshk.com/tag/%e8%80%81%e6%b9%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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