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新聞首發】拜登新政會重新強調「人權外交」——美國外交的理想與現實主義(文:王岸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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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 VIA JOE BIDEN FB

拜登也許是美國近代最低調當選並低調上場的總統;但不一定代表他會弱勢及無所作為。不要忘記,他也是從政經驗極為豐富(五十年)、年紀最大、得票歷來最高的總統,他能從極為強勢的川普手中奪得政權,得到美國deep state之助是必然的,但他個人極有政治手段及謀畧,相信也是不用置疑的。

中共更難滿足拜登的人權要求

中共的一些代言人如翟東升(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教授)一時得意忘形,爆出中共在拜登新政府中朋友多,但急急被刪發言,中共是否真的很有把握與拜登打好交道,回復中美友好?中共在香港問題上突然強推關押黎智英及強扣十二港人,皆有測試拜登人權立場的作用。拜登的對應是全無反應,一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但中共應心中有數,若不能滿足拜登及民主黨所偏好的人權外交,拜登並不比川普容易應付。畢竟,貿易戰只是金錢的問題,人權涉及中共政權的穩定性,中共更難滿足拜登的要求。明乎此,多關押些港人當人質或籌碼,就不必太驚訝了。

美國在關乎全球戰畧及美國利益的策畧上,通常都有兩黨共識,只是具體運作的戰術層面上不同,手法也因總統的個人風格有異。在印太及亞太外交方面,保護台灣及支援香港人爭民主人權是基本國策,都有兩黨近乎一致通過的多條法案作為依據。美台關係深遠很多,空前友好只是近幾年民進黨當政選擇了更親美,並非川普更親台,所以台人對美換了總統並不恐慌;倒是港人在一羣新近冒起的KOL所吹噓帶引之下,過度崇拜川普之餘,將拜登打成親中媚共的美國總統。面對川普將要下台的現實,恐怕無法適度調較偏差的立場,在不轉軚刺激粉絲的情況下論政下去。

黎智英犯了中共大忌

只是中共表現得遠比這羣川迷啦啦隊式的KOL冷靜;泛民主流包括身在海外、要打國際線的亦然。只是美國大選前的個多月,當時樣樣支持川普的黎智英及他的親信Mark Simon不惜以行動介入美國選舉。Mark Simon用錢收買一名商學院學者撰寫「專業」分析報告,指拜登父子與中共有商業交易。幾星期後的十一月尾,黎智英不顧一般川粉尚迷信於川普必勝的迷思之中,公開在《紐時》記者紀思道Kristof的Twitter對談之中,呼籲「下任」總統與中共恢復對話的前提,是要中共改善香港、西藏及新疆的人權。這是犯了中共的大忌中之大忌,新近發生的事情,也不用再介紹了。

正如前述,美國的對華政策的主調若回復「人權外交」,中共要加以有效對應,可說比打貿易戰更困難。因為除了退讓之外,根本就是無牌可打。貿易戰尚可反加對方關稅及不買產品,科技戰不如人可以偷,人權問題只能發表報告數臭美方,那純是大內宣而已,難道可以為美國人提供政治庇護作為反制?

美外交政策中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一體兩面

美國的「人權外交」政策有深遠的美國精神及美國文化中的理想主義作依據,一般美國人,對於美國的價值及民主理念推廣到全世界,視為理所當然的責任,並非所謂干預別國內政。這類精神從立國以來就存在,深植在一般美國人的文化及信念之中。美國人傳統上有一特有的意識American Exceptionalism(美國特殊論,亦稱例外論),這個精神將不同種族來源的民眾團結在同一美利堅合眾國的土地之上,非常成功與特別,理應推廣到全世界,這是上帝給美國人的責任。

美國精神源自歐洲大陸的浪漫主義,只是歐洲人將理想浪漫主義與現實的政治分開,美國人自大國崛起的二十世紀初就將二者融合並存於政治之中,解放黑奴與五○年代的平權運動就是這類追求平等人權價值在內政中的體現,也是美國甘願支持政府捲入兩次世界大戰及在戰後充當世界警察的根由。政客都是現實的,國際政治更重視自己國家的利益優先,但外交從來也只屬內政的延伸,是美國強大的民意令到人權外交成為美國外交政策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也是反對黨及總統候選人攻擊現任政府的慣常武器,十分有效。

拜登有大量人權牌可打

拜登沒有攻擊川普的外交不重視人權,因為川普對中共的態度已經十分強悍,支持港台及疆藏的人權也有足夠的聲音,但一句‘Black Live Matters’正是針對川普不重視人權而得到可觀的選舉效果。大家以為中美的貿易戰牌已經被川普打盡、打過頭的情況下,拜登會放棄尚有大量空間的人權牌嗎?

川普十分強調美國優先,這是美國文化重視現實主義的一面,但也有「美國特殊論」作為論述的依據;這依據並非簡單的自私自利,而是美國強大然後才可以在外交上推動理想主義。外交講實力,這也不是錯的,自然也不是與人權外交矛盾的,只是優先主次的問題。傳統上,民主黨更重視人權在外交上的作用。這國策是卡特總統在一九七七年所制定,並有一定法規條文,但諷刺的是在他任期後兩年因人權外交而失去伊朗及尼多拉瓜兩個盟友而備受攻擊,政策名存實亡。

列根的共和黨及他本人都是實用主義者,並不熱心於將人權列為援助盟友的條件,但在民意及國會的強大壓力下,他重拾人權作為外交的標準,在他主政的八○年代,反而有大量本來專制獨裁的美國盟友成功陸續轉型為民主政體,包括菲律賓、南非、台灣及南韓。從此美國兩黨不分朝野,都絕不接受因外交的需要而漠視別國輕視人權,中國是少有的例外,也是意外。近年美國的政界及智庫都已經承認熊貓派(Panda Huggers)的對華路線是一項明顯錯誤的政策。拜登從無不同的論述,他的民主黨在內政上更是以攻擊川普忽視人權、歧視少數民族作為主調。

美方醒覺了熊貓派的錯判

所謂熊貓派是自基辛格開始,認為協助中國發展經濟令到中產階級興起,中國便會走向自由民主。更大的誤判是認為共產黨內並存着開明的鴿派與強硬的鷹派,美國幫助中國走向富強之後,鴿派抬頭就有民主改革。由政客到情報工作者到智庫的研究員都一度以為鄧小平、江澤民及胡錦濤都是鴿派,都有推動民主的心。當然,習近平當權後的表現令到美國朝野各派都醒覺發現四十年來犯了基本的錯判,中共從來只有鷹派沒有鴿派。香港人大概從來明白中共只有鷹派及更鷹派的特點。江澤民鎮壓法輪功與胡錦濤在西藏鎮壓藏民,都沒有手軟過。

共和黨接替列根當政的老布殊並不具有人權責任感。面對天安門事件及冷戰結束的大好時機,他並無推廣人權,反而發動波斯灣戰爭,入侵巴拿馬。他沒有對北京政府在天安門的暴行加以強力制裁,是克林頓強力批評的重點,戰爭的勝利並不能為他帶來連任。

克林頓身處冷戰之後,他的外交政策明顯是重回人權外交的基調,他將促進民主與促進人權結合起來。克林頓一度貸款援助前蘇聯各國以支持這些國家發展民主,成效明顯。援助本來包括俄國,但一九九三年俄國在波黑危機中支持塞爾維亞獨裁者,一九九五年向伊朗出售核反應爐,一九九四年葉利欽武力鎮壓車臣的獨立運動,令美國及克林頓政府不信俄國會發展民主、重視人權,近年俄國侵佔克里米亞,又懷疑曾介入美國上次總統選舉,都令美國特別是民主黨人深感俄人不能信任,並不願意用當年幫助中國發展經濟的政策幫助俄國。

中共急推《國安法》是為防範拜登政府

若以為奧巴馬與拜登的八年,無所作為、只是當好人政府,這全是錯覺。希拉莉曾形容共和黨的外交靠的是銳實力,小布殊反恐戰及第二次波斯灣戰爭用的是軍事力量的銳實力;而民主黨的外交是人權民主的軟實力。以二○一一年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為代表,前後發生在多個國家的非暴力革命或社會改革運動,都發生在與前蘇聯友好或在其勢力範圍內的國家,背後都有美國支持的影子。中共及俄羅斯都認為這些「顏色革命」是美國借人權之名分裂、煽動、顛覆別國,干預別國內政的結果。當中包括了香港的「雨傘革命」。

寫到這裏大家應明白中共急推《國安法》最需要防範的,其實不是川普政府貿易戰為主的銳實力外交,而是拜登會重回人權外交路線所帶來的挑戰。面對川普去、拜登來的新局面,香港反對派面對的並不是悲觀或樂觀,而是如何在大國的博奕中尋找自己應屬的位置,為香港人尋找最大的利益、更好的前景。

(小標題由編輯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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