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鄧建華 Leo:中共宰制剝削下,工運也是香港人捍衛身份價值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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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圖片,李穎心攝。

鄧建華 (Leo),大學畢業後不久,就在二○一三年五月進入職工盟工作,首四、五年的職位是「外籍家務工會幹事」,這個職務讓他曾到東南亞乃至世界各地工幹、連結不同人群,更為此學習東南亞語言,現時為職工盟的教育幹事。Leo在嶺大讀社會科學期間,已積極參加學運、社會運動,並在學聯常委會與嶺大學生會擔任主席,可稱是一個學運、社運與工運的「資深八十後」 。

在波瀾壯闊的「反送中運動」中,Leo於去年十月一場反《禁蒙面法》示威中被捕,警察從他背包搜出一支伸縮棍,今年開審不久他就承認「藏有攻擊性武器」控罪,在九月被判監四個月。

本報邀得入獄前的Leo,向讀者分享其運動參與的心境,在中共對香港人的「宰制式剝削」下,香港人的「工會戰線」與香港民主運動前景的看法。

記者:李穎心(Irena)
編輯:梁玉熹、劉子禮

Irena問:工運在今日香港的作用,是否過時?(近年新社運聚焦在「民主運動」的「新社運」,以及有關「身份政治認同」的鬥爭,針對「勞工被剝削」的工運抗爭變少。)

Leo 答:我的問題意識不是這樣,但要談工運的話,要分清工運與民運的關係。這本身有數個方面,第一、甚麼樣的工運是過時的,第二、甚麼樣的工運並不過時,第三、怎樣的工運是與身份政治認同相關/不相關?

我承認現時香港大眾最能夠意識的政治問題,是「中共對香港人的宰制式關係」,這種關係生出身份政治認同的問題,這個問題滋長著對抗中共的力量。港人強調身份政治認同,這成為其中一個對抗中共的方法,因為香港人的文化、價值本身已內嵌於生活當中,當香港人成為抗爭的共同體時由於這些文化、價值觀被剝奪,就成為香港人抗爭的主題。

中共對香港人的「宰制式關係」中包括剝削

有關工運模式是否過時?要問香港人作為一個共同體,共同體裡是否沒有工運需要關注的議題?若我們同意中港之間是一種政治宰制關係時,香港人是否只是被剝奪了生活、文化、身分的認同?我認為不是如此,因為中共在剝奪香港人的生活、文化、身份認同時,(中共)不正是把這些認同簡化為經濟,然後以(中港融合的)經濟價值壓倒一切認同?

所以我不認為工運過時,現在其實亦是一個好時機,在抗爭運動中,港人發現以勞工身份可以抗爭的位置,當然,工運未必可以影響抗爭。

以現時的新工會浪潮為例,既可以反映新工會運動主體,又可以與香港人身份、政治高度結合起來;不單止純粹處理勞資糾紛問題,而是同時處理港人政治問題。以醫護罷工為例,罷工的日數與規模,是香港最大的罷工。(記者:有否留意韓國最近因應疫情,下行政命令要求醫護返工?)其實香港也有類似條例宣告非法罷工,不過在香港「按法例」其實無意思,即使罷工合法,也會「秋後算賬」,因為醫護罷工已定性為政治事件,一定會「清算」。政府現在只是找方法「清算」罷工醫護,但由二月至今沒有一名醫護被辭退,罷工人數起了作用,疫情嚴峻令政府未能「落刀」。變數在於誰做「刀手」,例如可以找一個快退休的人來負責「炒人」。

Irena問:如何看待「六二○公投」未過關?

Leo 答:六月二十日的公投未過關,證明了「工會戰線」在抗爭運動中未獲主流認可。在過去罷工運動中,事實職工盟宣傳力度不足,屬於一個技術性問題。更加重要是,目前的主流關注聚焦在港版國安法上,不單是難以用工會罷工為對抗中共的手段,甚至乎不能推動所有街頭運動。

本報圖片,李穎心攝。

「工會戰線」未獲主流認可、參與門檻高

目前的主流關注聚焦在港版國安法上,罷工反國安法不能成主流抗爭手段。當時大氣氛上主要聚焦在初選,初選及國際戰線一脈相承。因為「國際線」、「初選」與「加入工會投票罷工」三者,對於抗爭者有不同的參與門檻。抗爭者可於初選擔任義工職責、街站宣傳、派傳單等,而「國際線」可以轉發文章,但「入工會」及投票罷工的參與門檻要求其實更高。

另外,工會缺乏物質基礎。缺乏宣傳、場地,原本目標人數是六萬人。五月開始醞釀大罷工至六月開始投票,是非常趕急的過程,這都是客觀條件上的不足。但就整體運動而言,這些不足不單止純粹工會缺乏資源,而是「大勢」問題。當時大勢上主要著眼於初選及國際戰線,缺乏客觀條件。推動工運需要有「大勢」,「當個勢嚟到,自然會形成客觀條件。」當時亦有人認為:既然要「攬炒」,這樣還何必罷工抗爭。

工會需要思考,在這種情勢下有否突破地方,當市民想起工會會期待工會只是推動罷工,但又未能成功,而罷工又被定義為工會的必要任務,新、舊工會需反思如何解決困難。

Irena問:如何看待工會角色、工會定位?

Leo 答:工會其實是行業裡的戰士。個人認為從來都沒有矛盾,反而是「有幾契合」才是一個問題。運動由街頭抗爭慢慢衍生出不同戰線,可分為幾股力量,一)區議會、二)黃色經濟圈、三)工會,區議會體制是政府所給予,大家知道如何參與;而黃色經濟圈比較容易參與,但工會組織是需要市民「落手落腳」組成建立。三者是三胞胎,是抗爭者延續運動的方法。

工會數目由去年八到十一月,高峰增加了五十多個新工會。總人數大約三萬到四萬,不算多。但現時運動大勢已去,加上實施國安法難以再吸引更多員工加入工會。

工會搞不成罷工,也應讓會員看見在做事

當初加入大部份人只為了參與罷工及政治運動,現時經過一年,工會潮減退,預計大部份為了罷工而加入工會的員工不會續會,因為見到工會搞不成罷工,「如果一開始純粹係為咗罷工嘅話,咁你都罷唔到工啦,點解要罷工呢?做咩要畀多四百蚊你呢?」故此,不同的工會即使暫時不搞罷工,若想延續工會,他們要讓會員看見自己在做甚麼,是否在做事。工會其實是行業裡的戰士。

由抗爭運動中衍生出來的工會,在疫情中,不得不處理關於疫情問題。大大小小工會面對不同行業僱主問題,揭發不法僱主問題。由此可見運動中衍生出新的關係,不單單是處理大議題如警暴、普選,而增加了政治經濟層面,去處理更多香港人的根本問題。

從街頭鬥爭開始,希望工會可延續運動

從街頭抗爭開始,大家進一步推動罷工,再衍生全面開花的工會。工會變成了各行各業的戰士,為這共同體服務。黃色經濟圈是資方戰士。

Irena問:運動是否偏重於身份認同?

Leo 答:我認為恰恰相反,現時運動是大家處理香港所有問題,雖然立法會區議會已缺乏約束力,但實際上現時最多人去處理香港各種各樣因中共宰制結合本地資本的問題。

本報圖片,李穎心攝。

工運也是香港人捍衛身份價值之戰

職工盟與其他工會揭發政府補就業計劃中,領取政府資助而又解僱的公司,這就是同時解決勞資糾紛,又在揭發政府籍疫情去「派錢」的手段是惠及無良商家。又揭發內地醫護來港免檢疫住酒店。

六二○公投很多工會加入勞資問題去投票,並有後續運動,如H&M手冊禁政治言論,員工投票反對。這不正是香港人捍衛身份價值之戰?政府剝奪員工言論自由、老細剝奪員工言論自由,他們同樣都是剝奪言論自由嘛。

如黃色經濟圈抵制美心集團時,工會揭發富臨集團欠薪,都同樣打擊藍店。

這些政治經濟抗爭,是「補充」香港人抗爭的重要一環。這些不是某些人(如當權者)所謂的「民主議題vs.民主議題」,這是假對立。

Irena問:個人面對政治打壓,有甚麼難關要面對?面對九月審訊,大機會即時還押,會不會擔心被判監?

Leo 答:其實都不擔心會被判監,因為我都多數都會被判刑,參考過往案例及現時政治情況,早已有心理準備。其實我認為自己比很多手足「好彩」,原因是我控罪並不是太重,不是暴動,就算是藏有攻擊性武器,都「比較係輕啲嗰條啦」,已經係「好彩」,亦有朋友已經在監牢中服刑。而職工盟同事及家人、朋友亦很支持我,非常幸運家中政見一致,不用面對「藍絲父母」問題,所以我認為要擔心的事比較少。

自己亦會做好準備,去調整心態面對半年以內的刑期,數個月刑期自己應該可以承受得到。

Irena問:香港人很「善忘」,你認為你的付出及犧牲值得嗎?

Leo 答:值得。抗爭「有今生無來世」,「無話唔值得架呢啲野」,「其實坐監係必經」,世界上沒有「無痛民主化」。反而會看見整個香港的共同體,因抗爭的過程變得更加成熟、顯眼,這才是最珍貴的部份。沒有「無痛民主化」,但經歷(坐監)過後也未能確保一定成功,面對越來越多的制裁,只能相信自己可以不停盡量做。

Irena問:面臨國安法,擔不擔心被中共清算?被「送中」?

Leo 答:我擔心未來工會、NGO、甚至職工盟會面對這些事,未必有想過會針對我本人。
坦白說,若然工會成功,政府必定會針對工會,利用國安法作為其中之一手段打壓,只是層級不同的問題,勞工處亦有方法「DQ」工會。「呢啲嘢遲早會發生」,現時政府很少會提及大部份工會,但是有兩個工會是「眼中釘」,不斷提及,包括醫護界員工陣線及新公務員工會。可見政府對於公務員及公共服務人員的工會「盯得好緊」。

另一方面,政府對於有實力的工會都是「手起刀落」,例如「八五罷工」後,政府及中共打擊最嚴厲的工會就是航空界工會。針對航空界的打壓,其實就是對八五罷工的回應,因為政府害怕罷工運動在此後會發酵,因而針對式打擊航空工會。因為航空界工會最容易癱瘓交通樞紐,當時亦成功癱瘓機場,當時罷工的職員亦數以千計。

中共打壓手段亦非溫溫吞吞,當時中國民航處已「落刀」迫國泰解僱機長,而導致航空界的寒蟬效應到現在仍然未停止,可見中共手段有影響力。因此形勢一到一定會有很強烈的清算,「現時只是時機未到」。

Irena問:會不會現時或將來不能再辦工運?或難以再出現「大三罷」?

Leo 答:不能單獨看待罷工,沒有所謂的大三罷時間表,亦不能由工會推動,一定要再慢慢鋪墊,由街頭抗爭開始,關鍵在於工會同時有罷工實力累積的角度,同時亦有客觀因素,尤其係Organising(組織)的因素。問香港人是否已經消沉?看看近月公務員工會有千幾人出來投票反「國安法」,慮及現時的政治打壓與高壓氣氛,這樣算多人還是少人呢?對於搞罷工,大家都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而且身為公務員,簡直是「送頭」,但對於公務員工會來說,(送頭)正是守護價值而願意付出的代價。

現時保就業計劃、全民檢測,工會必須抵擋。政治矛盾會一直存在,關鍵在於當中能不能累積力量。

Irena問:怎樣看政府對於教育界的控制?

Leo 答:政府搞教科書、課程內容,政府當然會控制教育,但未必太悲觀,例如正式課程裡不能講六四,但很多老師都會私底下與學生講,這是一種跨代的傳承。有很多的工會在recruit(招募)大學生,將potentially (有潛質)會加入工運的學生吸納進來,我們也可以搶奪教育的話語權。

一年多來因為疫情,很多學生沒有formal schooling(正規教育)。這是非常特別的。香港的教育制度是要訓練、馴服學生在資本主義底下打工,現時有個特別的地方,成代人有一年多沒有接受這種教育,而且還去參與抗爭。所以他們可能有一種自己的學習方式,社會上參與抗爭成年人可能亦是他們學習的對象。

Irena問:對香港人有何寄語?

Leo 答:現時不少人最喜歡講「國際線」和「移民」,後者也是居多,但移了民不代表就是「國際線」,而香港始終是香港人抗爭的core(核心),不能仰賴「國際線」和「移民」。當然,國際線很重要,香港的國際地位不低,所以政府不敢在香港做全面鎮壓,不敢開槍血腥鎮壓。就算在其他民主國家,也很難出現,像香港長達十個月的街頭劇烈抗爭。不是某些人口中的「鬥長命」,但香港的未來,的確是要細水長流,大家一齊慢慢做。

 

本報圖片,李穎心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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