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魚死網破,本土主義才是民主運動的引路明燈(文:周子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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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 via screen capture

主權移交二十二年,香港人終於認清了中共的狼子野心,拋棄了苟活在極權之下的癡心妄想,決意負隅頑抗。但是六月起才關心政事的人,或許不知道二零一九年的抗爭,是本土思潮所結之果實。若果我們瞭解香港本土民主運動的前世今生,就知道大概二零一零年就是一個轉捩點,那時中共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肆無忌憚地入侵,露出殖民宗主的猙獰嘴臉。

二零一零年前後發生了甚麼事?先有大灣區的前身「宜居灣」和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加快中港融合,然後欽點地下黨員梁振英鐵腕統治,再來強推國民教育、普教中等來洗學生腦,還有放任自由行搞得香港烏煙瘴氣,更奪去香港的移民審批權,以每日一百五十個單程證來人口換血。中共全方位殖民香港,壓榨普羅市民,剝奪我們的喘息空間,也就是說,本地人連大灣區的甜頭也沒得到,就先嚐到了當帝國賤民的苦頭。於是,中共步步進逼,激發起了一場保護權利、自由和生計的鬥爭,這也就是本土主義的來源。

人們想着如何保護自身利益的時候,總會牽涉到一個問題,就是政治權力的分配。香港的政治秩序,由親中權貴、精英、商賈所壟斷,這是沒甚麼好爭論的。所以民主陣營一向就在想,爭取一個民主的政治制度,似乎就是解決諸如地產霸權、官商合謀、小圈子選舉等社會不公的辦法。於是,這場在一國兩制下爭民主的劇本,就在二零一四年佔領運動達到高峰,喊出了雙普選和公民提名的訴求,卻以中共寸步不讓,堅持八三一決定,而失敗告終。

雨傘革命的失敗,終結了一國兩制下民主化的希望,也令我們意識到以往那一場民主大龍鳳的思想謬誤。歸根究底,「民主回歸論」的信徒一直忽略了建設民主政體的基本原理——誰擁有政治權力這個問題。二零一四年的一國兩制白皮書清楚說明,特區的權力由中央所賦予,「限度在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即是說,無論香港的政府由香港人選出與否,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權力來源自中共,以及它所宣稱代表的十四億中國人民;而且這是列舉式的憲法權力,即是中共說一是一,說二是二,特區政府沒有憲法所羅列之權力以外的剩餘權力。既然如此,高度自治豈不是名存實亡嗎?

其實「高度自治名存實亡」根本是僞命題。打從一開始,一國兩制就懸置了香港人,由中英談判、基本法草擬、人大釋法,至到今年的逃犯條例,香港人從來沒有發言權。當公權力不是由人民所擁有,而是由一個暴力政權所頒佈,還說甚麼「港人治港」呢?我告訴大家,一個地方的政府由境外勢力所支配,那叫做傀儡政權、殖民代理人。

「民主回歸」根本上是個自相矛盾的組合,當我們被一個專制國家所統一,如何實現民主?反而三十多年來「民主回歸論」的信徒,也就是遭吸納進殖民體制、選舉遊戲裏面的泛民主派,連年對中共「大局爲重」,虛與委蛇,無力抗爭,恰好延續了「大家都是中國人」的身份想象,也就證成了中華民族是香港主權者的論題,配合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直到二零一九年人們才醒覺到,兩制的民主幻象原來只是一國的恩賜,真正的權力始終都在主人手上——因爲整個中港政治秩序的根源,是不可撼動、無可挑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這是民主陣營甚至很多黃絲都不敢直視的現實。

這個現實就是,即使明天突然能夠普選特首,只要香港政府的權力來源自中國的政權而非香港人,那麼整個政體也是不義的。我們思路必須清晰,就是一國兩制早已破產;香港人要獲得真正自由,就必須親手建立自己的國家,制憲立約,當自己土地的主人。

在此,我們回到了一開始的本土主義。本土主義的關鍵,就是將民主運動正常化、在地化,以香港為本位,爭取屬於香港的民主,而非繫於中國的選舉遊戲。選舉遊戲嘛,我們二零一六年玩過了,碰了一鼻子灰。選出來的代議士宣誓效忠香港民族,下場是遭到DQ,說明特區政府的本質,就是一個聽命境外政權的殖民代辦。本土主義說白了,就是在地的政治忠誠,忠於自己的社群鄰里,不管有沒有退路也要奮戰到底。我們以香港為歸宿,視香港人為共同體,並以此為根基去鬥爭,將入侵者趕走,建立公平的政治制度,來保障個人的自由,從而保護我們的利益、文化和生活方式免受侵蝕。

一國兩制早已魚死網破,本土主義才是民主運動的引路明燈。故此,香港人現在的處境,不單是一場自由與極權的意識形態鬥爭,也是一場本土力量與殖民體制的復國戰爭;不把本土身份和民主運動捆綁起來,不把香港人設想成主權者,就沒法實現真正屬於香港人的民主制度。

開埠一百七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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