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何公?(文:大公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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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大公報》是中共在香港的黨報,公信力與其姐妹報《文匯報》不分軒輊,長期敬陪紙媒末席。

《大公報》創刊於1902年天津的法租界, 報名取自「忘己之為大,無私之為公」,辦報宗旨是「開風氣,牗民智,挹彼歐西學術,啟我同胞聰明」。那年代,該報以奉行「四不主義」(不黨、不賣、不私、不盲)最為出名。

《大公》之“不黨”乃勉附清議之末。以彰是非之公!
《大公》之“不賣”乃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
《大公》之“不私”乃向全國開放,使為公眾喉舌!
《大公》之“不盲”乃不願自陷於盲從、盲信、盲動、盲爭!

證諸今天,《大公》這老字號剝下這層畫皮後,恐怕只剩下“無恥、無道、無理、無言”之醜陋“黨媒”本質而已!根本與創辦者的初衷背道而馳!

在國共內戰時,《大公報》發表《自由主義者的信念》社論,主張中國走「第三條道路」。1948年港版《大公報》發表《和平無望》社論,宣布改變政治立場,開始左轉。

筆者是生於左派世家,家父曾任職《大公報》數十年。當年筆者還在襁褓時,已經常由家父手抱到位於軒尼斯道的報館舊址去玩耍,直至升讀中學時才減少踏足,所以筆者對那時候的《大公報》是有相當的認識和感情。

還記得筆者在七、八歲的時候,受家父及《大公報》薰陶,對「祖國」甚為嚮往,甚麼《智取威虎山》、《紅燈記》、《白毛女》之類的電影不知看過多少遍; 而且在十一歲之齡,就投稿寫影評去《大公報》,每刊登一篇,稿費是港幣一百元,這銀碼在當年來說,算是十分豐厚的籌金了。那時候,聽家父的同儕們暢談金庸伯伯和梁羽生伯伯的小說和軼事,筆者受益匪淺。

1970年左右,正值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在那火紅年代,雖然《大公報》有自己的立場和方向,但也不會像今天般虛報和亂作新聞。當年的社長費彝民先生和副總編輯曹驥雲先生(才子陶傑之父)等世叔伯,還是有報魂的老報人,你可以說他們是蠢,但遠遠不及今天他們同僚後輩的「賤」!

為什麼筆者會用「賤」來形容今天《大公報》的員工呢?因為筆者實在找不出另一個更同適的字來形容他們。當年他們的前輩為的是信仰和理想,但今天他們為的只是中共發的「狗糧」。他們為吃「狗糧」可以埋沒良心和泯滅人性,為求媚主舔上,可以欺上瞞下,亂作新聞。不要問筆者拿證據來,舉頭三尺有神明,你們自己心裡清楚。

之前《成報》漢江泄專欄中,道出香港有「亂港四人幫」,其中一位就是現任《大公報》社長姜在忠。此人是北京調派下來的黨官,他不將香港政局實況如實上報倒還罷了,還勾結「港獨之父」前行政長官梁振英,虛報「港獨」運作,誇大「港獨」現況,從而抬高自己打港獨的功勞,藉此可以騙取中央的維穩費。

當然古往今來,有甚麼樣的主子,就有甚麼樣的奴才; 主子好大喜功,奴才們自然虛報軍情,一則為餉,二則求榮,甚麼「忘己之為大,無私之為公」,誰還在乎? 張季鸞先生逝於1941年,如先生魂兮歸來看到今天其一手創辦的《大公報》淪落至此,當悲嘆一聲:斯文道喪、文痞論政!

大公後人

2019.05.04
(五四運動一百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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