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中共極權護航的三位教界奴才(文:原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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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學生會長區倬僖昨日於開學禮致辭,稱香港政制崩壞,主權正受到相鄰國家威脅,經濟文化等方面受北方帝國殖民,人權自由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剝削。

教大學生會臨委會長張鑫於上週三(八月二十九日)開學禮稱,香港在中國統治下不可能實現普選與民主,只有成立一個脫離中國的主權國家,也就是香港獨立,才能夠建立一個真正以香港人利益為依歸的地方」。他指出香港現時已不容宣揚、傳承港獨理念,但要求同學為了失去自由的人傳承這個理念。

港大學生會長黃程鋒亦在上周三的開學禮,稱大學生應有叛逆的勇氣,以自己的想像力書寫香港的未來;大學生是要塑造社會,而不是被社會塑造。他稱港大近年有很多年輕的領袖,如周永康、梁麗幗、梁天琦和馮敬恩,期望在未來,港大有更多英雄誕生。

港共政權的「教育局長」楊潤雄,在昨日見記者時,嘲弄這幾位學生會領袖,稱港獨在歷史、法理、實際情況上都不可行,學校無必要、而且不應該宣揚或談及港獨。港共的教大當局去年曾流出閉路電視片段,威脅懲治嘲諷港共官員蔡若蓮的學生,今年則以音樂聲量壓倒學生會長演說,對港獨言論滅聲,港共教大的張仁良校長還有臉面去譴責學生言論;而港共中大的段崇智校長則在演辭引用《基本法》第一條向中共表忠,強調香港屬於中國,大學追求學術,不可鼓吹港獨。

楊潤雄、段崇智、張仁良喜談歷史、法理、大學的追求;可以怎樣用中國歷史來理解港獨?

從歷史看港獨

南宋末年(約十三世紀下半葉),元軍大舉南攻,朝廷奉表投降,恭帝於一二七六年領宋室投降元朝,被押往元大都;文天祥不奉朝令、力圖恢復,至廣東兵敗,遭元將張弘范擒獲,文天祥著下《過零丁洋》一詩,儘管明知「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但仍然慨然稱下「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一直拒降蒙古,囚禁三年而從容就義,在衣帶上絕筆:「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這成了儒家精神至大至剛的表現。一二七九年,宋朝最後的殘兵於廣東崖山聚集,大臣陸秀夫背負宋帝跳海殉國,十萬宋朝軍民紛紛隨宋帝跳海,不甘屈於蒙古韃虜強暴。楊潤雄、段崇智、張仁良應會發問:「為何文天祥、陸秀夫以卵擊石、不自量力?何不加入元朝『一帶一路』大業?」

宋人抵抗蒙古正是所謂的「實際情況上不可行」,但千年而來獲稱頌的,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宋亡三傑,這句話出自《論語‧憲問》,在宋前千年,被用作形容孔子,在孔子後兩千年,這亦是一直備受傳頌的中華歷史精神。

「知其不可而為之」,這種至大至剛的精神,又正是文天祥歌頌的「天地有正氣」,這股正氣同樣見於抵抗中原霸權的小國。在南宋抗元的時候,越南陳朝同樣抵抗蒙古鐵騎入侵,興道大王陳國峻慨言「蒙韃乃不共戴天之敵」,自命為「中國」,斥責蒙古為夷。越南陳朝之後為胡朝所取代,在北方抗元成功的明朝,明成祖派大軍侵略越南胡朝,又掃平意圖恢復陳朝之士,統治越南二十年。史籍記載,中國明朝暴力征服、壓逼剝削,又以屠殺、分化、同化等手段治理越南,引發越南人藍山起義,黎利興兵抗明,終於驅逐北方侵略者,建立「黎朝」,取得越南獨立地位。

在殖民帝國壓逼之時,沒有甚麼「實際情況上不可行」,正是因為實際上飽受荼毒侵凌,被壓逼者才會蜂擁群起抗暴,「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正是中國、亞洲,乃至人類先民數千年來血跡斑斑的歷史。

從法理看港獨

黨棍楊潤雄、段崇智、張仁良喜談法理,稱香港法理屬中,中國憲法及基本法如何規定云云;有識之士皆知,支共所謂憲法,就是將要求落實憲政的劉曉波以言入罪、關入黑牢、摧殘至死;支共所謂基本法,就是不斷藉釋法之名扭曲法律,甚至制訂新規新例追究已發生的事,楊、段、張學他們的主子習近平那樣,假惺惺地講甚麼憲法、基本法,實則上他們根本不是要香港青年人學法律,他們只是要香港青年人像他們一樣虛偽,只是要香港青年人不要堅持良心反抗支共,只是要香港青年人像他們一樣「悶聲大發財」、「連接一帶一路商機」。

支共極權在中國上扒下偷、枉法亂法、殘暴不仁;對香港人百般凌辱、千方百計將支共極權病毒輸入香港、逐步剝奪香港人權自由、赤化香港、羅織罪名將本土社運義士投入監獄;港人廿年來受盡共殖之下的苦楚荼毒,為甚麼段崇智、張仁良這些大學校長不敢講半句話?為甚麼楊、段、張這類奴才只敢對著學生大展淫威,以老屎忽之姿態胡說甚麼法理?

楊、段、張喜談法理,可知在現行國際法上關於「主權」的王道條款就是「人民自決原則」(參考一九六O年聯合國第1514號決議、一九六六年國際人權盟約等);香港的主權被英國交給中共,而中共在向英國正式交涉香港主權前,在聯合國殖民地名單上剔除香港的「殖民地」地位,亦即是剝奪了香港殖民地人民「自決」的權利。換言之,香港人本來可以根據「香港人沒有行使自決權」的事實,要求行使「人民自決」,以公投爭取香港獨立。國際人權盟約算不算法理?是否只有中共和港共用作統治工具、自行頒佈的法才算法?

在文明國家中,憲政的根本用意是限制政府專權,政府的權力受法律系統或憲法所限。戴耀廷《香港的憲政之路》稱:一個憲制有憲法不代表有憲政。

中共憲法是中共的統治工具;違了就違了,有甚麼大不了?而且如同BBC一篇文章指出:「在現行中國憲法的框架之下,嚴格的說唯一有可能被看作『違憲』的卻是中國公民而絕不可能是中共。」

從「大學的追求」看港獨

國立台灣大學教授黃俊傑指出,大學以自由意志作自己的主人,以追求真理為目標,其中要件就是學術自由,學術自由是現代民主社會之基礎,這包括自由討論、尊重人權、尊重事實及真實、說真話等核心價值。黃俊傑教授舉例指出,例如二戰前,日本東京大學師生長年反對日本政府以軍國主義侵略東亞,政府開除反對侵略的教授,這顯示出學術自由與現實社會不能分割,不能因為涉及現實政治,就說這並非「學術範圍」。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日,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中央研究院舉行就職典禮,自命繼承儒學王陽明思想的蔣介石總統致詞,要求中研院「挑起反攻復國的任務」,蔣又認為胡適不再反對「孔家店」傳統思想,豈料胡適上台當面直斥「總統你錯了」!胡適強調中研院的獨立性,不是為政權而服務,又稱:「我要打倒的只是孔家店的權威性與神秘性,世界上任何的思想與學說,凡是不允許人家懷疑的、批評的,我都要打倒!」

台灣在戰後長期經歷中國國民黨的白色恐怖戒嚴統治,學界一直不乏「知其不可而為之」,勇於與蔣氏政權對抗的良心知識份子。如台大傅斯年校長保護學生稱「若學生流血,我跟你拚命」,阻擋國民黨軍警入校;台大哲學系殷海光教授鼓吹自由主義被國民黨軟禁至死,台大哲學系陳鼓應教授在一九七二年的「民族主義座談會」中反駁當局《中央日報》的「一個小市民的心聲」,支持學生運動;被國民黨攻訐為「四大寇」、「四大毒草」的台大張忠棟、楊國樞、胡佛、李鴻禧等四位自由主義學者,一直身體力行參加民主運動,張忠棟教授更明白鼓吹台灣主權獨立。

回到香港特區,黨棍楊潤雄、段崇智、張仁良,這些人當然永遠及不上胡適先生、殷海光、陳鼓應、張忠棟,但你們滿口「大學的追求」而打壓學生言論,請問你們可有一絲自愧?

沒有人會紀念楊、段、張這類庸物

歷史或會記下楊潤雄、段崇智、張仁良滿口歷史、法理、大學的言論,記載這些人如何扭曲歷史、法理、大學,鼓吹奴性、服從極權、打壓言論,但這些人也不過是思想家漢娜鄂蘭所謂「惡之平庸」,沒有人會紀念楊、段、張,在香港滿坑滿谷都是這類庸物,為權力之扈從,一旦名成利就,即自鳴得意。

「知其不可而為之」

「知其不可而為之」,即使港獨失敗,但正如人類紀念和歌頌的,是抗蒙古失敗的文天祥、被蔣介石害死的殷海光,而不是奴顏涎臉之輩;萬一港獨成功,如越南、韓國終於戰勝北方帝國千年壓逼而獲得主權獨立,則顯示出楊潤雄、段崇智、張仁良的鼠目寸光。因為歷史和法理不是由勝利者書寫,因為不分東西方的人類,在歷史上終於發展出以民主、自由、人權、尊嚴為最高的追求,用這個尺度去衡量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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