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團惡法打壓獨派,只是共匪陣腳大亂的掩飾(文:香港民族陣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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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圖片

港共警犬一助理社團事務主任,以《社團條例》為據,建議保安局長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其實自16年選舉主任DQ參選人以來,所謂的「主任」只不過是政權白手套的代稱,其行動本身,亦必然代表政權意志,所謂提議不過是過場儀式而已。關鍵是,港共政權為甚麼在此一時刻對民族黨進行封殺?此一行動又暴露出了甚麼馬腳?

眾所周知,2018年對共匪可說是風雨飄搖的一年:各省地方債進入還款期,無力還債之餘,亦已經無法再繼續掩飾下去;對美國的貿易戰亦連連失利,陷於被動捱打的局面。兩個因素的疊加,引發的是外滙存量緊絀、信貸系統乃至銀行系統面臨崩潰的困境。這一點可由維穩體系甚至地方政府欠薪、央企內銀實行債轉股企圖降低債率、人行降低存款儲備金率釋放存款應急,乃至於全國實施的外滙管制、人民幣持續貶值都是證據。在這一大環境下,人心思亂,貿易戰的進退失據成為了朝野中人攻擊習近平的最大武器,全國各地出現的塗污習近平肖像的行為,居然使得各機關紛紛收起肖像以圖息事寧人,這是極不尋常的;央視的新聞聯播中忽然稱呼習近平為「同志」而非「主席」,更是朝野惡鬥的最佳證據。

誠然,不論政鬥最終何方勝出,香港被殖民的大環境始終不變,我們所關心的亦不是「江派」「習派」「太子黨」等亂七八糟的名詞,而是當朝野現出亂象之際,經濟體系整體飽受摧殘,連同維穩體系的部分壞死,各地的地方勢力必然思變,對獨立的訴求亦必然比以往更容易被接受,甚至成為事實。這種趨勢在歷史上比比皆是,最為人所熟悉的莫過於清末的「聯省自治」,面對外強中乾的北京政權,分離已成大勢。

這種顯而易見的趨勢,自然為共匪所忌。於此時先發制人壓制獨派,所反映的正正是共產黨的虛怯:當中央勢弱,人心自然流向獨派,今年六月港大民研中,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創新高,而中國人認同包尾,就是證據。在現有的維穩系統收效甚微的情況下,共匪不得不撕破臉皮用盡一切手段取得先手優勢,防止獨派的進一步擴大。在這種形勢下,共匪的急進更顯得獨派的前景一片大好:一旦港共以社團條例打壓反對派,等同於逼使所有非建制派走入地下化、武裝組織化,向真正的革命黨邁出一大步。北京政權的外強中乾早已人所共知,此時對民族黨動刀,只是欲蓋彌彰;其所行之事,不過是為自己貼上一張催命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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