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宗頤香港逝世|余杰:「國學就是奴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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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取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伯樂大學堂

編按:中國官方鼓吹的中國國學應與漢學(sinology)區別,後者是學問的領域,前者是官方鼓吹的意識形態。

近年中國官方鼓吹(中國)「國學」,在中國、香港及海外華人社區興起讀經班、背誦《弟子規》、對大學教授跪拜行「拜師禮」等;漢學家饒宗頤月初於香港逝世,中、港官方皆高調悼念饒宗頤,中聯辦向饒家轉達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及中共高層慰問,中國官方新華社、中新社、中國中央電視台以「國學大師」為題刊載饒宗頤生平述記,特區首長林鄭月娥表示「非常敬重」饒宗頤,稱她與饒宗頤關係密切;半官方機構如特區香港大學、中文大學亦發表悼文。

中聯辦官網截圖 (於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七日下載)

因持異議而遭中國官方逼害,現定居美國的「北大才子」余杰撰文(全文見《新頭殼》:https://goo.gl/uW9YiW),質疑各方高調悼念饒宗頤的動機,並嚴辭批評中國、香港及海外華人社群的(中國)「國學熱潮」,認為「(中國)國學就是奴才學」。

曲學阿世的乖乖綿羊

余杰首先指出,饒宗頤自稱「喜讀書,不喜交際」之餘,卻於九十高齡之時兩次遠赴北京「朝聖」謁見中共總理溫家寶、李克強;余杰又引述在饒宗頤生前身後,中國共產黨官方對饒氏的盛讚;余杰將饒宗頤所獲「殊遇」,對比因起草《零八憲章》和撰寫批評文章而被中國羅織「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十一年、以囚禁方式「間接謀殺」的劉曉波;余杰稱,劉曉波身為不屈服的異議者,被中國囚禁、虐待致死,讓他人望而卻步;而「曲學阿世的乖乖綿羊,則可樹立為奴才之樣板,讓後繼者絡繹不絕。」

饒宗頤「事君有道,深得中共歡心」

余杰又引用香港作家古德明,指出饒宗頤「故作清高」但常參加香港達官貴人聚會,「事君有道,深得中共歡心」。饒宗頤在二零一七年香港主權移交日前,向中國《廣州日報》記者稱:「香港回歸祖國懷抱那天,我心情激動,作《臨江仙.賀香港回歸》一詞。」在二零一三年,習近平提出「中國夢」不久,饒氏又撰《中國夢當有文化作為》一文響應。另外,饒氏擔任董建華牽頭的「團結香港基金」名譽顧問,又兩次捐出書法給香港親共政黨民建聯拍賣籌款,然而籌得款項遠不如中聯辦前主任張曉明,可見饒氏在中港權貴眼中,只是「倡優蓄之」,讓饒氏侍宴、侍遊、歌功頌德、粉飾太平。

中港官方引導的中國「國學熱」

余杰指出,被中國及香港當局吹捧的「國學大師」背後,是由中港政權引導的中國「國學」;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屠殺(1989 Tiananmen Massacre)後,因應中國的信仰及文化真空,中共重新搬出被譚嗣同攻擊為「兩千年皆秦制」的「傳統文化」來蠱惑和麻醉人心,亦包括鼓吹穿漢服、讀《弟子規》、抵制聖誕節等舉措。

饒氏僅是一文獻學家

余杰針對饒氏的學術,提出饒氏僅從事資料的收集及整理,沒有任何一本有獨特思想創見的著作。饒氏弟子汪德邁稱頌其師為「行走的圖書館」,余杰批評,這在電腦和網路普及的現代社會,幾乎不具備多大的優勢。余杰更認為,饒氏著作「即便汗牛充棟、滿坑滿谷,也只是某種讓他可以『貨與帝王家』的資本積累而已」。

中學缺乏西學「求真意志」、沉迷權術

余杰指出,漢學家饒氏無法形成可以「因真理、得自由」的思想和觀念,只能堆砌資料、「貨與帝王家」,從中可見西學與中國國學之根本性差異,中國國學自春秋戰國時代開始沉迷權術,相對西學自希臘時代開始,具備強烈「求真意志」,探索真理、人的自由和解放;余杰引用黃文雄及福澤諭吉,指出「當儒學成為國學之主流之後,更是成為生產奴隸和奴才的流水線。」

「儒學發達,只會造成更大的惡」

黃文雄稱:「儒教強加在百姓身上的,如君君臣臣、夫婦有別,全是合理化社會不平等的奴才道德,大部分百姓雖無力反抗,也不可能真心接受,因此只要統治者管不到,就不會乖乖遵守,所以看在外國傳教士眼裡,自然是一群被動、缺少反省與良心的「良民」。至於少部分內化儒教道德、自願當奴才的臣民,為了顯示盡忠盡孝,便以忠孝節義之名,上演一齣齣父食子、夫殺妻、割股獻君、切肉餵父、易子而食的荒謬場景,終將中國社會帶領至無以復加的變態、病態、畸形狀態。」

日本明治維新時代的思想家,提倡「脫亞入歐」論的福澤諭吉說:「一個國家社會,若儒術越發達,儒學愈興盛,只會造成更大的惡,人們的智慧德行每況愈下,惡人與愚者大增,禍患無窮。」

饒宗頤是受英國殖民恩惠的中共「幫閒」

余氏結論稱,「饒宗頤是一名中了儒學之毒甚深的凡夫俗子、趨炎附勢之徒,在遙遠的帝國邊緣的香港,至多算是一名三心二意的『幫閒』,作惡程度遠遠比不上那些在中國『擼其袖子蠻幹』的幫凶」。余氏指出,饒氏受益於英國殖民地香港的保護,得享長壽,沒有遭受中國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的摧殘,「他當感激的不是共產黨,而是英國人。」

余氏指出,饒宗頤「不是大奸大惡之徒」,若他生長、生活在歐美社會,「不過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大學教授」,他不會像在華人世界被視為「國寶」。余氏稱,在美國沒有「國學」,也沒有對「國學大師」作五體投地式的吹捧;美國作為平等社會,開餐廳的人與當教授的人是平等的,不見得教授高人一等;而華人世界由於千年科舉制度的影響,對瑣碎的知識和人的記憶力有「怪異崇拜」,更會對最高元首的悼念視為人生最大榮耀。余氏認為,若學問不能增進人類的自由和幸福,它不過是某種最低層次的「考古學」罷了。

余杰〈國學就是奴才學〉全文見《新頭殼》:https://goo.gl/uW9Y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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