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岸然:救法治要先打倒馬道立 馬道立要為司法歪風問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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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法治要先打倒馬道立

法官,從來只是法治的一部份,是香港人才將法官視之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神,司法之首更係神道天皇一樣,受到崇拜,也就種下禍根。香港人突然發現信賴崇拜多時的司法天皇馬道立不單不是香港的守護神,原來竟是專政者的幫兇,是司法的魔皇。怎麼辦?還用說,起來打倒他。政治早就沒有帝制,司法也不應有。

香港的法官從何而來?是自我繁殖出來的制度,受到尊崇不是必然的事,過去得到的尊崇是因為處事公正,在沒有民主制度下猶能反映到大多數人的社會價值。這也不是必然,也沒有保障,連監察制度也沒有,罷免制度也沒有,大家不起來打倒馬道立,撥亂反正,還有誰可以救港人?

筆者不是叫大家用武鬥,那是不文明的,但擺事實,講道理,上街示威,只是文鬥,有何不可?今天香港最欠缺的是讀法律的人肯站起來用法理對馬道立及上訴庭的法官直斥其非。法律界叫大家不想是非只要崇敬法治的人從來不少,今天大家不醒,明天會有更殘酷更過份的司法攬權出現。

馬道立從來不是一個公正的人,從來站在權貴一邊。例子是法輪功被中共在大陸迫害人盡皆知,在香港本應依賴一國兩制之下的司法獨立,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過去兩件涉及法輪功的案件馬道立穩站高牆一邊,就可見這人腦中司法公義的薄弱。16名法輪功學員在2002年3月14日到中聯辦外靜坐示威與警員發生衝突,被裁定阻街罪名成立而提出上訴。上訴庭在馬道立主持下判阻街罪不成立,但另外兩條阻差辦公及襲警罪維持原判。終審庭直斥馬道立邏輯謬誤(unsound),警察侵犯法輪功學員的示威人權在先,全部罪名不成立。

另一件案2003年2月有80多名法輪功學員被無理拒絕入境一事訴訟,經6年訴訟到馬道立作為上訴庭長主審,他在判詞狠批入境處銷毀監察名單,既不坦誠又不合作。但馬的裁決還是駁回法輪功學員的上訴。公義與極權,他站在極權一邊,得以升任終審首席,他今天的作為,又有何出奇之處?法律界還想為他文過飾非,又是何用心?普通香港人只要頭腦清醒,當知香港司法公義之危,不起來打倒馬道立這個司法魔皇,對得起自己及下一代嗎?◇

馬道立要為司法歪風問責

新學年開始,學生旁觀社會這兩個月來的陣陣歪風後,終於藉開學時刻明志——港大學生會會長與英國來的鄉下佬校長大唱反調,他呼籲同學以抗爭學生為榜樣,效果比面斥校長的歪論更令人印象深刻。

一位中學的學生會主席也在開學禮呼籲同學要勇於表達意見,還公開鳴謝可能是教導學生「違法達義」的通識老師。筆者留意到台上的老師校長也一起為學生的演說鼓掌,非常的「政治不正確」,片段也就熱爆網上。執筆時有即時新聞,指中大學生直接行動,在校園地標位置掛上「香港獨立」的大字!

對老泛民嗤之以鼻

年輕人的躁動,不因法官的自以為是、專政者的高壓(又說要推國民教育,又要立《國歌法》)、政客的軟弱、「港奸」的湧現而有所平息,反而更為主動,以「直接行動」跨過所有政治代理人,各自以自己的方式表達政治主張。

民主黨、公民黨的既得利益政客與勇武抗爭者劃清界線,不支持港獨,還聯手欺騙港人,說香港還有法治……事實是,新世代對老泛民的一套已嗤之以鼻,在互聯網的世代,泛民老人家靠傳媒惡勢力想統一思想,已經岌岌可危。

不再聽任泛民主流的領導,公民社會就要有新的思維,對不公義的事自行爭取話語權,拒絕政治代理人的代表性,那就是所謂「直接行動」最偉大意義之所在,這也是與一般社運需由專業或半專業運動家組織的不同之處。事實已經證明,社運家在運動高潮時會為自己利益走到群眾的對立位置協助維穩。新學年開始,學生就以「直接行動」奪回社會的話語權。民主未解決,司法危機未解決,爭取港獨要命運自主的議題也從未放下,那是非常清楚的。

今天這一刻的香港,的確是歪風處處,最大的歪風是來自司法界,來自港人慣於崇拜的法治制度。這股歪風已經吹得人人頭痛、神經緊張。如何抗拒這股歪風,撥亂反正,需要理性辯證、智慧的批判、人人有份的堅定行動,過了這關,法治和社會才有明天。

這股司法歪風,早前就連筆者也搞錯方向,以為只是由下而上的一時陣風;到馬道立親身上陣駁回「梁游案」的上訴許可,筆者才恍然大悟,這股歪風來自司法之首的馬道立由上向下而吹。筆者無權無勢也無槍桿子,但批判力強大,足可一人之力化為燎原之火,且深信人人皆有相同的能力,真理加上人民的共同力量,打倒「司法魔王」,拯救香港,人人有責。

筆者說的是批判,不是批鬥;是文鬥,不是武鬥。例如在臉書發表評論,到終審法院示威舉牌,陳列理據,要求馬道立提早退休,為他吹起的歪風負上責任。那不是合情合理又文明的行為嗎?

更學術地說,按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批判的作用是「辯證真偽」、「提出答案」。筆者的答案是,希望港人以道理和智慧打倒馬道立,這是為了拯救香港,為了把何謂司法公義的話語權奪回文明人的手中,把國際先進司法文明中公認的人權標準植入香港的制度之中。不單馬道立,追隨馬道立路線的楊振權、區慶祥之流,也要盡早掃進歷史的垃圾桶裏。

對馬道立司法水平低下,筆者早前引用兩篇7年前的文章,已有初步介紹,筆者不願自我重複,但各方有意研究馬道立的朋友,不論是否學法律的,只要有批判的精神而無崇拜的心態,很歡迎上網尋找判詞原文,依此為馬道立的無能提出無情而深入的批判。充足的道理是文鬥所必需的,也別怪筆者自大,能在本報評論32年,筆下曾無情批判7位特首或港督而還未輕易倒下,靠的也只是說事實、講道理的智力。

因剛果案自嘗苦果

筆者也建議有心人研究2011年的「剛果案」(FG. Hemisphere V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CACV 43/2009〕),這是馬道立上場後罪大惡極的一件事,當年的有識之士竟也沒有追究。馬道立上場後,終審法院首次於一宗案件開審前,提請人大常委就一個法律觀點釋法;之後,終院就人大釋法改判高院和上訴庭審了6年的裁決。馬道立穩站高牆一邊,其實早已是事實,只是泛民的法律精英一直怕死,逃避責任,終於今天自嘗苦果。

「梁游案」的終院判詞自我膨脹,以司法權干預立法,是人人明白的反民主原則。不同於美國的大法官有選舉的元素,英制下人民容讓法官的崇高是基於英式貴族的精英愛國和自我克制。香港的司法在馬道立的帶領下失去貴族式的文化,法律論述靠攏高牆,橫蠻無理。人大釋法的文本筆者看得清楚,它並無追溯之意,而國內法律的基本原則與國際一樣,不具追溯性。馬道立是超額交心,責任自負。

在上訴庭遭到政治加刑的「3 + 13人案」,要上訴到如今的終院恐怕凶多吉少。法律界討論的謬誤要點是,只看形式,不顧法理;說加刑有理者包括泛民中人,這又是井底之蛙的謬誤。

筆者提醒大家一點,刑事罪的刑罰須合乎比例(proportionalism),這是普世的文明原則。石永泰和譚允芝之流為高牆辯護的邏輯若是道理,那麼向天安門毛澤東像掟漆的工友要坐牢20年,便是「合乎法治」了。

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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