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爭現場變奏曲:公民記者被控暴動記》——專訪Leo(從法治到以法治民的沉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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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梁玉熹
訪問:梁玉熹、劉子禮

育有兩子、四十九歲的公民記者、社運攝錄師陳紹鈞(Leo)自從二零一四年雨傘革命爆發後,開始攝錄社運街頭現場,當他在去年初一深夜拍攝旺角小販擺檔及之後由政權挑起的警民衝突時,他居然被捕,一度遭政權以「暴動罪」起訴,有警察出來「作證」,聲稱Leo擲磚。從二零一六年開始,纏訟年半,由於證據不足,法官判Leo無罪釋放。

Leo除了拍攝社運外,主要時間是一位家庭照顧者,妻子在外工作,而他負責家庭事務,照料兩個小孩。

「你去旺角拍嘢變成警察口中嘅『暴徒』,你屋企人有無覺得好奇怪:你每次去社運現場都攞住DV機,但居然突然成為暴動罪被告?」記者問。

「我唔清楚佢哋有無覺得好奇怪,但佢哋係確實好擔心。因為如果入罪,我可能會長期坐監,就會無辦法照顧屋企人,頭家都可能畀佢哋(政府)搞散。」

 

見證暴動罪誕生:梁振英「定性」旺角警民衝突為暴亂

Leo慢慢回憶起被捕、過堂、打官司,接近一年以來的起點:二零一六年二月九日年初二。Leo當日早上七點十二分左右被警察拘捕,上警車,約八點到達秀茂坪警署,一直在等候,數小時後才落口供。到晚上落第二份口供時,所有人包括他在內,一律被控「暴動」罪。

「落口供之前你知唔知道件事好嚴重?」記者問Leo。

「我梗係唔知啦,我諗住隨時放人架嘛,直到去裁判法院、上區院之前,我一直都係諗住放人架;未上區院之前,我都係等緊佢(律政司)放我架。佢一定無證據嘛。我一直都無請律師,在區院之前,過堂都係我自己自辯,咁多個被告裡面,我係唯一無請律師,連當席律師都無請。」

「點解你唔請?因為你認為佢無證據?」記者問。

「因為我expect佢一定會撤控,係遲與早嘅事。我無做過,佢亦都無證據。」

「但係律政司繼續告你喎。」記者問。

「我估唔到佢哋要老屈我,咁狼、咁白痴,作嘢屈我擲磚。我一直都好老定,之後就唔老定。(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一號正審之前開始『唔老定』,開始緊張。」

說回二零一六年二月九日年初二,當時發生旺角警民衝突後,Leo錄的第一份口供,上面寫著涉嫌「非法集結罪」,但到了晚上的第二份口供,則變成「暴動罪」。Leo稱,在他被捕直至晚上落第二份口供,好長一段時間裡,連警察也沒有說過他們涉嫌暴動。Leo認為,這與「689」(前特區首長梁振英)在二月九日早上十點幾的講話有關,梁振英在該次講話中,將旺角衝突「定性」為暴亂,稱「絕不姑息暴徒」,「689」甚至聲稱「警方不排除事前有預謀、有策劃」。

影片:梁振英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九日旺角衝突後,將衝突定性為「暴亂」(特區政府新聞處)

另請參考本報報道:

【暴動.暴亂.騷亂】特區政府拒成立委員會調查「暴亂」成因 稱與六七「騷亂」不同

原來暴動罪好易罪成

Leo不斷重覆他在二零一六年五月正審前一直都感到「老定」,因為他相信,自己沒有做過、亦不可能有證據顯示他有參與衝突。Leo稱,他知道暴動罪字面上寫著可囚禁五至十年;而政府一下子起訴三十多人暴動罪,他本來以為這條罪「入罪」門檻很高,只可能有幾個人入罪,例如被完整拍攝到攻擊別人者;但後來Leo才知道,暴動罪的定義很闊,只要看見你在這裡,你甚麼都不用做,已經可以入罪,而且有很大機會入罪;就算入不了暴動罪,也可以控以交替控罪,如非法集結。

 

 

警察誣陷擲磚 生安白造

「差佬屈我擲磚。」Leo說,他沒有影片證明自己當晚一直都在攝錄,「我梗係無辦法一直影住自己係進行緊拍攝。咁佢可以話我攞住把槍想啡(fe4)佢都得。大家都無證據,口同鼻拗,死無對證。」

Leo被捕一刻是早上七點左右,當時他在豉油街、花園街路口收起攝錄機,拿出手機使用時,看見警察衝來,Leo於是逃走,不幸跌落地上,那一刻手上仍然拿著手機。這居然成為法官將Leo脫罪的理由。

 

「法官唔想畀我告返班差佬」

暴動罪定罪的量刑,目前動輒以三年起跳,但擁有「裁量權」的法官,裁量被告定罪與否及其裁量理由,Leo認為其實甚為牽強。

「其實好多脫罪理由都係牽強嘅,佢從唔信我嘅供詞,去到將我脫罪,佢唯一最有說服力嘅理由,就係我手上拎住部手機,如果拎住手機,一邊拎手機一邊擲嘢機會係好低嘅。法官既知道我無辜,唔想釘我,但法官都唔想畀我告返班差佬。我曾經寫信畀律政司同法官,表明我一定想追究被屈擲磚呢件事嘅。」Leo說。

「你想追究,定係一定會追究?」記者問。

「我好想追究啦,但而家好似追究唔到。大家都知道,我呢個case,如果上民事索償,好似係無辦法追究。除非我好有錢,我肯燒銀紙,用一千萬嚟追十萬,一定唔會追究唔到。我係無咁條件。所以在正常情況下,我係無辦法追究到。除非我搵到有人有段片,影到我當剎那,被警察追捕到被捕果刻,我都無擲過磚,咁就得啦。但而家我只能證明我係好小機會,或根本無機會擲磚。」Leo說。

 

 

香港法制充滿漏洞 制度設計傾向維護政府

講到追究,Leo對於香港整個法制實在是「一肚氣」,雖然無罪釋放,但他認為「裁決未能還我公道」,除了如他所言,「追究唔到」之外,他認為香港法制充滿漏洞,不但訴訟天價,許多市民亦難以申請法援,而一旦與官府作對,被政府檢控起訴,往往要打官司打到終審法院才可以逆轉,下級法院一般都要採納政府人員、相信警察是「誠實可靠」的證人。Leo認為,香港法律制度要改進,應該對政府有公平的限制及制衡,否則小市民被政府動不動起訴,搞到雞毛鴨血之後,就算終於有一個姍姍來遲的「無罪釋放」,但中間所浪費的精神心力金錢,都是由小市民承擔,難以索償。Leo又慨歎:「如果我哋小市民唔係陳志雲咁有錢,都攞唔到公道。」

Leo強調:「法制要改革,要保護返市民、限制政府權力。」Leo認為司法制度對於他和旺角警民衝突一眾被告不公平。

 

現時市民上街有機會被捕、然後被警察構陷

Leo認為,現在的特區政府有權用盡,而他經歷以前的英治時代,政府相較不會如此濫權。Leo提到,以前政府用《公安條例》是對付黑道「古惑仔」,但現在拿來對付社運,「以前係古惑仔畀警察屈,而家係普通市民上街都有機會被捕、然後畀警察屈。警察若果濫權做衰嘢,係無成本。」

記者提到十餘年前,曾有李婉儀自殺事件,當時這位性工作者李女士在自殺前,向家人指稱,她被「放蛇」警察享用性服務後,遭警察冤枉、誣告、毆打,她更面對監獄之厄,感到悲憤,多日對家人哭訴,最終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十日跳樓自殺;根據紫藤數字,單在二零零四至零五年九月,性工作者指控警察免費嫖(四十八宗)、粗言侮辱(十三宗)、被捕後被侵權(九十五宗)。有性工作者指控在警局被警察逼供、毆打,「將頭髮扯起係咁撼埋牆」,當姐姐仔滿身傷痕時,警察就說她「企圖自殺不遂,警察阻止,故此滿身傷」。Leo說這些事並不出奇,例如今年即曾發生「警署Lan線自殺事件」,懷疑自殺的嫌犯身處調查室,居然沒有裝設閉路電視,引起網民議論紛紛、諸多陰謀論冒出。

我們都同意,香港警察理應改革警政,例如可仿倣台灣於一九九零年代開始的警政改革,在警察局廣泛裝設閉路電視,務求做到無死角攝錄,杜絕逼供、刑求,既保障被捕人士人權,亦可保障警員。這是很簡單的要求,沒有理由做不到。

影片:警方濫權事件簿——孔令瑜女士簡述過去香港警察濫權的情況,2007年8月。(影行者)另有文字紀錄

 

「個社會係一直向下,一直大陸化」

記者問Leo,預期香港廿年之後會變成點?他說他並不樂觀,「見到個社會走勢向下」,預估會變得「好惡劣」。

Leo對於香港法治亦有疑問:「究竟香港係Rule of law定係Rule by law?坊間有好多討論我無好詳細研究,我認為有兩種法,一種係法律嘅管治、公平對待政府同市民;另一種係當權者用法律去管人,即係好似中國咁。我諗法治係唔應該偏袒政府或市民,而應該係對所有方面都公平嘅。」

記者問Leo之後會否繼續從事社運攝錄,Leo稱警察濫權情況日趨普遍,又有愛港力一類的藍絲支持警察,他認為以攝錄方式監察紀錄十分重要。

警察在旺角衝突中拘捕Leo後,將Leo的影片充公,用來做呈堂證供,Leo認為並不合理,也違反了證物的有效性,因為Leo本人沒有為影片的真確性做證明。Leo曾經用他的影片協助一名被政府檢控的「鳩嗚團」人士證明清白、打脫罪名。

他說他既然活在香港、還未移民(Leo說他以前沒有想移民,但眼見香港「變得咁差」,開始想移民),都想為香港盡一分力,尤其他認為香港「個社會係一直向下,一直大陸化」。Leo認為,目前香港許多人居住環境越趨惡劣、不人道;年青人失去上流機會;社會貧富十分之懸殊、低下階層赤貧化。無論如何,Leo希望香港能有一個好的制度,而不是只追求有一個好的統治者。

Leo亦有寄語本土派,稱本土派仍在起步階級,未有足夠力量,很多事情要學習,參與人物亦要歷練,論述、學歷、經歷要加強;本土派只是開始了幾年,有很大的發展和進步空間;目前形勢底下,是否要堅持勇武路線,亦值得思考。

其他訪問:

《本土進行曲之一 : 說不出的未來》--專訪本土義士阿Man(抗爭者不為人知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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