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代精英省悟「民主回歸」誤判 新生代預期抗爭續受打壓代價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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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八月十二日)下午,分別有兩場由香港兩代民主運動意見領袖出席的論壇,省思香港今日局面與寄語前路。八十年代精英參與的論壇追溯三十多年前香港社會對主權移交的回應和選擇,有講者指當年接受「民主回歸」是建基於一個重大誤判;另一邊廂,刻下抗爭新生代預期,未來爭民主將要付上受壓迫的大代價,包括坐牢、遭剝奪自由,甚至「雖未至於活摘器官,也有釘書機釘大髀」。

由本土活躍於民運的年青大學畢業生於六月成立的「立言香港」昨日舉行的論壇「八十年代精英回顧香港主權移交二十年:前世與今生」,邀請了四位當年人士向在場約一百名大學生回顧他們在八十年代知悉中國要收回香港主權後的人生選擇,提及「民主回歸」,此方案受到當代年青人指斥為導致現時香港民主落空的「罪魁禍首」抉擇。

當年研判北京收回香港乃「歷史契機」

前匯點成員、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座副教授馬國明憶述「民主回歸」方案的源起:匯點是由一群七十年代參與香港學運的「社會派」大學畢業生組成,在八十年代初傳來北京要收回香港時,全城一片恐慌,但當時以劉迺強為領軍人的匯點討論此事時,卻認為不須害怕,更且是個「歷史契機」,讓香港有機會實行民主,因為香港在殖民統治下沒有民主,若北京收回香港,以當年中國大陸的狀況,香港在各方面都優勝得多,大陸是不能妥善管治香港的,因此預料北京會讓香港發展民主,否則他無法管治。

劉迺強為一九八三年匯點成立時的創會會長,其後政治立場轉向親北京,晉身中共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政協)委員,亦長期批評泛民主派。匯點於一九九四年與當時的香港民主同盟合併為民主黨。當年屬民主派的匯點,其眾多成員後來加入或支持建制、或與建制派友好,除了劉迺強,還有張炳良、馮煒光、高達斌、王卓祺、李華明、狄志遠、黃成智。

「民主回歸」抉擇建基於一個重大誤判

馬國明如今回顧「民主回歸」的抉擇時,感嘆只是「一廂情願」,認為當年做出這個研判是犯了一個重大錯誤,就是不了解香港。因著近年有學生提出一個難解的提問:中國大陸很多人經歷了中共六十年代的三面紅旗政策和文革等人道災難,受了共產黨的苦後逃來香港,卻在港支持建制派——馬國明由此思索後想到原因:這些受盡政治苦頭的人到了香港,自然不想再講政治,只想「搵食」,他們覺得在非政治化的環境下,香港才是福地。然而,民主從來不是賜予的,須由下而上,當說要爭取民主時,卻必須倚靠群眾。

馬國明寄語今天爭取民主的年青人必須深入了解香港社會,在龐大的獨裁政權面前,要倚靠和凝聚群眾力量。他又引用聖經所說:為正義受壓迫的人是有福的,就如香港人,受過壓迫以後,就不會受騙,像一地兩檢方案,而主流社會很多事情是騙人的。

他又鼓勵年青人多發掘香港特點和優點,而香港的文化特色是華人文化圈中所獨有的,例如電影界的「笑匠」傳統,由五、六十年代的鄭君綿和鄧寄塵,到其後的許冠文、吳耀漢及周星馳,都是本土獨特文化。反觀中國大陸,馬國明認為除非他們民主化,否則連卡通小熊維尼也要被禁,中國絕無幽默感可言。

根據媒體上月報道,「小熊維尼」在中國社交網絡中成為敏感詞被屏蔽,原因據說是中國最高領袖習近平經常被拿來比作小熊維尼。

「為何你會信他?他是共產黨來的呀!」

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在論壇上憶述,一九八十年代初香港前途問題出現時,他為大律師公會主席,許多朋友選擇移民,他卻決定留下來,移民「過不到自己嗰關」,因為回顧自己從一名窮大狀到漸享財富,卻在香港前途不明朗時離棄她,是不可以的事,遂留下貢獻自己的法律專業,致力守住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獨立。但其後發現守住法治不足以保障香港福祉,因為政府可以立惡法削人權,好法官也只能執法送好人進監獄,所以必須同時爭取民主,因此當年民主派一併爭取香港必須有民主、法治、人權和自由。

他說當年所以接受《中英聯合聲明》,是因為當中有比殖民地更好的承諾,例如特首由港人選出中央任命,而非港英年代的港督由英國派駐,港人無權置啄,港督又透過委任成員進入行政立法兩局獨攬大權;而且《聲明》中(按:應是《基本法》)亦提及行政機關要向立法機關負責。

談及人大釋法問題,李柱銘詳述當年他如何爭取到基本法內屬於自治範圍的事務案件,法律解釋權在香港終審庭,只有國防外交和中港關係的案件,人大常委才有權釋法。只是在眾多人大釋法案件的今天,有年青人問他:「為何你會信他?他是共產黨來的呀!」

「主吹港獨的人後來不見了人」

李柱銘回應說:「這個說法到今天亦如是,(當年)你信便留在香港,不信就離開香港。當時連香港人參與(前途)討論(中共)也不准許,港督尤德想代表香港人坐在談判桌上,中共也拒絕,說不容許『三腳凳』,你有否見過兩腳的凳(指只有中英兩方談判)?坐下來都跌死人!」

李柱銘續說並提及年青人倡議的香港獨立:「若(當年)不接受『一國兩制』,選擇獨立會是怎樣?那就要革命,革命便要跟英國打仗,怎樣打呢?即使打贏了英軍,解放軍來打又怎樣?我明白他們(今天主張港獨的年青人),但他們賴我們這一代,如果打贏和打輸會如何?」

他說,自己不支持港獨但認為應有權談論港獨。不支持港獨的原因是:「(主張港獨的人)是否願意付出生命作代價?是否願意做烈士?是否願意第一個死……我不喜歡的是,叫人革命的人,他後來不見人了,真正鼓吹港獨的人就應出來,坐牢你就第一個坐。」

但他支持有權談論港獨:「習近平都說過,三十年後的中國會有民主,到時二零四七年,就看民主的中國是否准許香港獨立,若不准許也不用流血,可以公投。現在的年青人說三十年後香港要獨立,習近平說三十年後中國有民主,那麼除非習所說的民主是搞不到的,否則為何現在不許談論港獨?」

工商界不與廣大市民共站一線爭取民主制度

另一講者前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真普選聯盟」召集人鄭宇碩描述當年自己是七十年代首批本土政治學者,當時大學內的政治學者大多為外國人或到美國留學的台灣人。曾組織論政團體「香港觀察社」的他面對當年的政治前途抉擇是不從政,但以學述研究參與民主運動。

鄭宇碩不贊成現在年青人的「勇武」路線,但卻相當諒解,因此認為當下的建制派不要以為嚴峻打壓就可解決問題,而必須有整盤計劃消解社會的矛盾。

回應年青人問「為何當年全信他(中共)?為何當年不勇武抗爭」等的隔代問題時,鄭回應的其一是:「若當時你不相信一個不尊重人民和人權的殘暴政權是不會長治久安的話,你怎樣撐下去?」

因此他們當年之後一直向中共據理力爭,不放棄,不屈膝,知其不可而為之。但可惜其後的民主運動卻面對工商界的龐大壓力,以及香港政府政策嚴重向工商界傾斜,令「民主回歸」目標泡湯。鄭宇碩說,當年工商界領袖最初也向中共發信表質疑,北京很害怕他們從香港撤資,但香港前途底定之後,他們就一面倒跟北京合作,工商界沒有跟廣大市民站在一線爭取民主制度。

他亦指出,當年知識分子也知道英國人也不可靠,不會為港人爭取權益,就如前港督麥理浩就香港前途問題上京後,回港雖開展民主步伐,但卻修改國籍法(阻止大量港人移民英國)而給港人關了門。

「要你立法維護國家主權你都不做,怎給你普選?」

另一講者、親北京政黨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民建聯)創黨主席曾鈺成指出,當年香港「回歸」問題出現後,在基本法頒布之前發生了六四事件,其對香港的影響延至今天。他引述一名中央官員提及二零零三年五十萬港人上街大遊行反對為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是中共不許香港真普選的原因,這官員說:「要你(香港)立法維護國家主權你都不做,怎樣可以給你普選?」

但曾鈺成寄語年青人前瞻未來時,自言要「說積極話」:「說香港青年人看不到出路,他們的惶恐和焦慮實不比八十年代中英談判時大,那時中國剛從文革的深淵裏爬上來,鄧小平說要收回香港,對港人而言非常震撼,現在比八十年代好多了……我信未來的中國會越來越開明和民主,任何有智慧的中國領導人都會認同香港停止一國兩制對中國沒甚麼好處。」

曾鈺成看好中國和香港前景遭反駁

台下年青聽眾問及香港是否已對中國毫無價值時,曾鈺成回應謂香港在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下,可以為沿線六十多個國家與中國的合作,扮演解決法律糾紛的功能,香港的法律制度和司法獨立角色不能取代,因為這些商業糾紛在中國國內處理,外國沒有信心,在投資參與國處理卻處理不到。

但此說法遭李柱銘和鄭宇碩反駁。李柱銘說一個地方的糾紛,法院能判政府敗訴,這地方才有法治,但若將來的一帶一路國際商業糾紛在香港法院處理,每次都判中國政府勝訴,必無作用:「中國領導人要接受香港有法治,就要接受中國政府會在法庭上輸。這是不容易的,因為中國共產黨不接受黨會輸的。」

鄭宇碩也說,現時中國從領導人到知識分子及老百姓,都感到香港要靠大陸,而不是以前大陸靠香港,因此對香港越不重視。他曾見過廣東官員就香港充當一帶一路的「超級聯繫人」說法發出冷笑,說他們自己已經可以直接和外國連繫。

鄭指出,「真普選聯盟」在爭取香港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時,曾向中共放話,指若香港有真普選,國際社會會對中共增加信心,中共對台政策將大好,否則香港亦難管治,只是習近平沒有聽取意見。

年青抗爭者作好續受打壓準備

當上一輩問及倡議港獨的年青人是否願意為主張犧牲性命和付上代價時,在同一時段的「全面打壓下民主運動的對策初探」討論會上,年青人講者就述及這種心理準備。

據蘋果日報報道,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在會上指出,香港反抗運動出現疲態,是因為過去對法治社會的理解所做的抗爭都較為舒服、代價較少;而在專制下從事反抗則要坐監、被剝奪自由。他指香港漸漸變成與內地一樣,抗爭者雖未至於遭活摘器官,但有釘書機釘大髀。

「Wow!中國人民解放軍就是打自己的人民」

梁天琦說:「(訪港的遼寧號)航空母艦是用來對外打仗的,但卻說(來港)是要震懾港獨。Wow!中國人民解放軍就是打自己的人民,這就是香港和中國的關係。 (香港)被吞噬是大勢,加上(有說)習近平要稱帝,做完十年後可能再做十年, 中國將變成完全極權的國家……在這環境下香港如何自處?我們知道這一切的話,到底我們做的事(指爭取民主)有沒有效用?我們是否見到結果?」

香港眾志黃之鋒則指數年前反高鐵、二零一一年反對預算案等,參與者被判刑的是週計,但現時暴動罪刑期卻以年計,即使非暴力抗爭者的刑期也以月計,故不論本土、自決、主流民主派均須適應這形勢。他認為港人未準備好進入威權體制,民主陣營在戰線上生存不容易。

香港大學學生會前會長馮敬恩認為香港要進入全面反共抗共,才能抗衡中共,在港從事反抗運動亦必將受到打壓,不可能再以安逸舒適的生活方式處理。

港獨自決的共通點都是主權在港人

佔中發起人之一、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指,中共關於香港普選的「八三一」決定是分界線,自此之後港人了解到,中共給香港的自治和民主,並不是港人一直所想的,充其量是「威權式」的。他又預料打壓將陸續有來,港人不能再相信基本法框架,要準備長期抗爭。

他又預期,未來中國若是四分五裂或成為聯邦中國,香港現在談的港獨、自決就分歧不大,共通點都是要主權在民(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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