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妄齋:後DQ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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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taro / flickr、資料圖片、立法會網頁

林鄭月娥甫上任行政長官,大吹和解暖風,聲言希望改善行政、立法長久以來的僵局。然而,中共政權及其附庸,才不打算與反對派「大和解」,劇本仍然沿著梁振英既定方向發展。

由2016年立法會選舉伊始,先是包括陳浩天、梁天琦在內多位泛本土主張的參選人遭選舉主任取消資格(Disqualified,DQ);選舉結束後,復因宣誓風波觸及人大釋法,當選的梁頌恆、游蕙禎於11月遭遞棄議員資格。8個月後,羅冠聰、姚松炎、劉小麗、梁國雄亦未能倖免,成為第二批遭司法裁決剝奪議員質格的議員。惡例一開,接下來尚有朱凱廸、鄭松泰的議員身份被市民入稟法院挑戰,透過行政、司法對民意代表肆意侵凌,陸繼有來。

局勢急轉直下,立法會反對派可謂陣地全失。立法會議員總數由70位銳減至64位,無論是在席總數,抑或分組點票,均失去半數議席的屏障,「關鍵一席」已成虛言。

親北京:39+1 (主席梁君彥)
反對派:24

分組點票 (親北京 / 反對派)
地區直選:16 / 14
功能組別:23+1 / 10

是以,政府提出、本地立法的議案(如23條、一地兩檢),僅需在席議員過半數已可通過,就算在司法裁決以前,兩陣營以絕對票數對壘,反對派也是不敵;至於個人提出議案、法案或對政府法案的修正案,例如《議事規則》修改,需要分組點票,亦因當前地區直選及功能組別不過半,反對派基本上無力阻止任何修訂通過;「重要議案」(Important Motions)如更改立法會及行政長官的選舉方式,根據《基本法》附件一、二,則需要全體議員2/3的多數47票方能通過,即必須有 7位反對派議員「變節」加上主席甘冒政治風險放棄慣例投票,才可望成功。故此,俗稱「關鍵小數否決權」,即使全體反對派議員從缺,仍然存在。

換言之,除了政改方案以外,反對派已無力循正常的表決程序,阻擋任何不義惡法通過。

指望補選 不切實際

面臨困局,司法抗爭未許樂觀,7月14日晚上的「反DQ集會」僅得500人參與,反對派主流已將心思放在重奪議席,以圖收復失地。

參考2016年2月的立法會新東補選,若然將梁游及羅姚劉梁從缺的補選分開安排,以票數計算,反對派仍有較大勝算。然而新界東選區的反對派實力較厚,而6位暫失議席的人士尚待上訴,重選日子未定。政府也有反對派勝選的顧慮,故此極有可能合併選舉,集中資源於一張名單,令新界東及九龍西兩區確保親北京陣營各取一席,乘機擴張議會內地方選區的勢力。

香港島:1席 (羅冠聰)
新界東:2席 (梁頌恆、梁國雄)
九龍西:2席 (游蕙禎、劉小麗)

矢志補選重奪議席,祇要政府拖延時間,反對派失去阻撓法案資格,立法會在等待補選的真空期頓成「無掩雞籠」。何況直選五席祇要稍有閃失,結果仍有可能未能恢復過半,且選舉爭拗也進一步損害互信基礎,選後反對陣營更趨分崩離析。若無更激烈的非常規行動,還妄想相安無事地玩建制內的遊戲,那是天方夜譚。

議會總辭 爭議不絕

就議會防線幾已盡失的難題,黃毓民、韓連山等提倡反對派總辭,藉此將抗爭戰線帶回體制以外,提出政治改革主張(如公投自決),重新取得市民授權,以全民運動對政權抵制抗衡。

自爭取88直選以降,泛民主派持續民主運動逾30載,已因議會嚴重仕途化,喪失抗爭意志。議會價值僅餘支取資源供養政黨組織、經營社區工作,循例調閱政府文件,諮詢議政議後表決,形同「橡皮圖章」(Rubber Stamp)。

當議會以外抗爭一池死水,抗爭者被禁制集會自由,遭警察濫捕控告,擁有議席、公權力及政治資源的反對派主流,在權力極不對稱之下竟放棄反抗,不但未敢輕言「拉布」(Filibustering)阻撓議事,投票表決之際,不是向政府靠攏就是缺席失蹤,除了些許表態式的抗議外,無心戀戰。

少數派負隅頑抗,但政府藉推出民生議案為由,煽動反對派內部矛盾,必須在議事抗爭及市民福祉間取捨;復遭遇立法會《議事規則》種下主席權力的霸凌,隨時以「行為不檢」為藉辭驅趕,如張超雄、朱凱廸在7月19日於財務委員會席間站立抗議,主席陳健波即以此為由將前者逐出議事廳,不容「礙眼」的溫和反抗,破壞議會和諧假象。

然而,這種激進主張既被視為離經叛道,諸如民主黨議員尹兆堅、資深傳媒人區家麟以維護反對派議事功能及抵擋惡法為由強烈反彈,不能讓議會真空令親北京派有機可乘,甚至直斥主張總辭者為別有用心的「鬼」。而韓連山在前述「反DQ集會」也自述遭主辦大臺就其總辭主張阻止臺上發言。觀乎議會內外人心渙散,我對總辭毫不樂觀,但提出路向刺激思維,總勝過以4年一度的選舉定勝負,選後則對民意棄如敝屣。

議事抗爭 如何堅持

借選舉體制本身觸發體制外動員群眾運動,重新充權,溫和民主派堅決反對。那麼,留在議會的抗爭進路,又當如何?

1994年12月,民主黨劉千石對英治港府提出《僱傭條例》修正案獲通過,勞工遣散費上限成功由18萬增至23萬。港府卻因不滿修正案通過而於三讀時撤回法案,視立法局程序如無物,劉千石憤而辭去議員職務抗議。此時民主黨竟與港督彭定康統一口徑,「挽留」劉千石,稱若堅持辭職則必須退出民主黨。

事後於論政節目《龍門陣》,黃毓民興師問罪,並指16位民主派議員當時應該總辭,或發表公開聲明譴責以彭定康為首的英治港府,或留守議會作議事抗爭。楊森承認錯誤,稱當時事出突然,情急下才衝口而出,尊重劉千石意願;司徒華同意輿論批評民主派陣腳大亂,但指不能祇為表現魄力而輕言辭職,要視乎議題的重要程度,故當時他反建議如有更多時間考慮,會採取更有效的抗爭,如退席後杯葛所有立法局正常會議及小組會議,16位議員到港督府門口靜坐,絕食72小時並訴求議案發還立法局重覆;李柱銘則稱他們也曾經就未能爭取民主而要總辭,要求港督解散立法局重選。

當時的民主派,對抗爭手法相當清晰,回應亦有條理。

可惜的是,餘下的反對派及支持者,除了空談留守議會發揮議事作用,又有否提出有說服力的抗爭手法或者反建議?要留守議事抗爭、著力補選,既云務實,自不能虛無地講究意識形態或公眾利益,而必須兼顧政黨關注議題及自身利害。然而要得到市民信任,重振士氣,至少要做以下的事:

一、盡力協助安排遭褫奪公職的前議員助理生計,及提供資源支持其地區工作、研究計畫的延續。萬一當事人在往後初選中被其他泛民黨派排擠,都保障有一定資源維持原有的政治基礎;

二、會內反對派成員簽訂公開約章,莊嚴承諾會於本屆餘下任期竭誠參與議事抗爭。違反背信者,要訂定罰則,嚴格執行;

三、就何謂重要議案的戰場,交由體制內外的反對派公決。是以要成立跨黨派平臺,研究議題設定,政策制訂及條文修訂,及抗爭手法等事宜。

強權進迫 心態調整

至於議會外,戴耀廷、朱凱廸不約而同地呼籲林鄭政府釋出善意,酌情將補選不作合併而分期執行。我不懷疑他們的善念,也明白以單議席單票制對決,是以上述新東補選為藍本,反對派重奪議席勝機更大。

然而此舉在北京眼中,無疑是「示弱」,未輸人先輸志,將自己的軟肋昭示敵人,更堅定政府合併補選、吞噬立法會的決心。反對派無論公開宣言或行事操作上,博奕可謂失敗。

回顧歷史,1963年,新加坡當局以防止共產主義威脅新加坡安全為由,展開「冷藏行動」(Operation Coldstore),大舉搜捕當時最大反對黨「社會主義陣線」(Barisan Sosialis)成員,使其無法參選。多元政治壽終正寢,由一黨獨大的選舉威權政治取而代之,成為新國議會政治的黑暗一頁。

故此無論是「總辭」抑或其他手法令反對派撤出議會,是極不負責任,會淪為新加坡化,那是漠視其曾經以粗暴手法壓制異己。香港特區政府如今用較為「溫和」的手段依樣畫葫蘆,再來適度籠絡反對派主流政黨,自然難以再有曠日持久的議會抗爭出現。

本屆立法會選舉,由參選階段的DQ參選者,以至當選後的二度DQ民選議員,更向其追討2016年10月以來的議員薪津及訴訟費,失落議席之餘隨時破產,以後不能參選。至此,香港激進派的議會抗爭,宣告結束,本已不能影響大局的選舉政治,更成為徹底的「民主花瓶」。

整個局面,從來是由北京操盤。正如習近平早前訪港,梁振英也露骨地透出實情,在其治下許多決策都經由習親自指示。私下討論,更有朋友大膽推測,這條既消滅本土港獨資源,再輕取泛民否決權,進而消解整個反對派陣營的政治影響力,一石數鳥的毒計,應經由反覆沙盤推演,呈交中央政治局拍板,再到時機成熟時執行。

如今無論是政界、輿論甚至外國傳媒,呈現的卻仍然是「有人違反誓辭,司法解決」,也就是官司輸掉了的層次。即使過程中有人大釋法干預、特區政府的霸凌、立法會一面倒親北京的布置,但程序上仍不脫《基本法》以至法治的框架,將死生存亡的政治鬥爭,窄化為法律及立法、行政機關等技術問題。

港人祇要一天不甩掉「尊重法治」的金箍圈,中共「依法辦事」的緊箍咒也就把反對派一網打盡,令本地以至國際間的抗爭申訴無處著力,最終在這場港中政治角地中輸得一敗塗地。

至於對林鄭月娥陳情求寬大,恕我直言,你不是天真地以為特首是由人民授權的罷?她可是由人民大會堂授權的,懂嗎?

 

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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