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殖民‧主體的反省】羅永生:港人歷史感薄弱,「全世界少有」

Share This:
  •  
  •  
  •  
  •  
  •  
  •  
  •  
  •  
  •  
  •  
  •  
  •  
  •  
  •  

pic via 本報資料圖

文:本報記者

筆名「安徒」,多年從事香港殖民/後殖民研究的羅永生教授,上月宣佈離職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昨日(二十八日)《明周》刊載李雨夢對羅氏的訪談。本報摘錄部份訪談內容,並藉此介紹羅永生的著作與學術思想。

《明周》訪談中,羅氏回顧了自己從一九八零年代參加學生運動,成為中英談判狂潮中的弄潮兒,及後一直從事香港殖民/後殖民研究,香港主權移交後創立香港首個文化研究系;經歷大半生學院生涯,他慨歎香港人「歷史感薄弱,全世界少有」。

「民主回歸論」推手

羅永生曾是「民主回歸論」的推手,他希望可以藉參加學運而影響時代,更曾參與前往啟德機場向戴卓爾示威,聲稱英國與清朝簽訂的「三個不平等條約」無效,英國並無統治香港的合法基礎,理應儘快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移交香港主權。陶傑亦曾經諷刺「機場示威」一事。(參閱:陶傑〈女首相在遠東〉。)

六四慘案與羅永生的「幻滅」

不論如何,羅永生於二零一四年初接受香港記協主席麥燕庭訪問時,曾表達感想,反思他當年參加的「機場示威」乃至整個洋溢中國民族主義的「民主回歸」運動;訪談中,羅永生指出中共以統戰方法滲透、影響學生推動「民主回歸」的論述,配合中共政權政策;結果成功「扭轉香港前途談判的方向」。

《明周》訪談中,羅永生憶述在「機場示威」後,《人民日報》盛讚這群學生是「愛國青年」,當時的羅永生「覺得自己的聲音『出咗嚟』。」當時羅永生受到鼓舞,更曾希望從政,認為「港人治港」的港人是自己有份的;正值一九八零年代的中共政權以較開放開明的面貌示人,中國亦出現不少學術新星,如研究美學的李澤厚,翻譯卡西勒《人論》的甘陽等。然而,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天安門慘案令羅永生感到「幻滅」,自此投向學術;他於公元二千年推動成立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雖然此系被人視為「左膠搖籃」,但他認為這個系學風開放、社會關懷比較強。

香港「主體」的探尋

羅永生在《明周》訪問中,提及他在雨傘革命期間與學運人士交流,卻發現那位朋友不知道香港七十年代的事,甚至對香港學運及民運的前半歷史也不知道。他稱香港人的歷史感薄弱得驚人,更稱「這個城市的體質就是不斷去洗抹記憶」;羅氏更提及許多香港今日權貴就像「洗底」的無間道一樣,慨歎一九八零年代的學運,最失敗的就是出了這群人。

香港一向也有不少「世界仔」,喜歡以「搵食啫」之類的理由為自己的言行不一、自打嘴巴來開脫。面對這個社會,羅永生許多研究及著作的核心關懷,是探尋香港「主體」何在。羅氏其中一本較受大眾歡迎的《殖民無間道》,從身份政治的角度切入電影「無間道」系列及香港的臥底電影,指出這些電影反映出香港不少人在中、英統治者之間左右逢源之時,同時有身份錯亂、掙扎與焦慮。

羅氏另一名著《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回顧香港自從英國「開埠」以來歷史,以一系列華人精英為研究的起點,闡述香港「被殖民者」身份的矛盾、含混與不確定,勾結共謀關係如何於香港處處扎根,香港的「中華性」如何自英國時代就被殖民者利用,作為統治工具等。

一場二零零六年的研討會中,羅永生提出,殖民地統治令香港人主體意識薄弱,未能脫離奴性、依附性和順民心態,這些沒有主體的人,當然難以蛻變成爭取權利與承擔責任的主體公民。

羅永生固然是一位左翼學者,但即使站在本土的立場閱讀羅永生的學說,其實亦能讀出羅永生對於「殖民無間道」中身份錯亂的人的同情,警惕他筆下「勾結共謀式」的殖民權力;至於建立主體意識、消除奴性,更似乎是不分左翼、右翼都應為之奮鬥,而羅永生提出一個很簡單的努力方向,就是多讀歷史。


Share This:
  •  
  •  
  •  
  •  
  •  
  •  
  •  
  •  
  •  
  •  
  •  
  •  
  •  
  •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