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旻諺:公民不服從判決一事之閱讀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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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看到太陽花的無罪判決很開心,但是經過一天討論,我自己還是無法完整地說清楚,地方法院使用公民不服從的理據為何?於是找出林佳和教授之前的文章<一場重新定義法律的運動>,做些文摘。其針對太陽花過程中法學與政治學之間的爭拗有清楚的討論,或許有人可以提供想法。

林引Agamben的說法,說明政治的核心不在於權威的象徵物,而在於鞏固與形成權威所需要的制度,或說機器。進一步言,通常我們認為,鞏固國家此象徵物所需要的制度是警察系統。不過,鞏固與形成是一體兩面的概念,我們仍然無法忽略,人民衝撞統治秩序的暴力,本身也可以是樹立權威象徵的過程,正如太陽花運動所揭示的;Benjamin一併說這些是「鞏固法的暴力」。

服貿協議本身的法律爭議就充滿了政治角力,但其爭議的內涵無法脫離「佔領立法院」行動欲充實的法規範精神。我們也能先就這部分做討論。佔領期間,運動者使用「公民不服從」理論為其正當性辯護;然而,若我們細究傳統的公民不服從概念,不服從者為了向公眾展現其良心之道德高位,並透過政治、倫理層面的言說突顯現行法規之荒謬,通常不要求免除刑罰。太陽花運動的發展則不然。

林認為,太陽花的運動者並未直接揭櫫傳統公民不服從理論的原則,反而試圖透過政治實踐,賦予法律正當意涵。換句話說,太陽花運動者也在樹立一個法律上、政治上、倫理上的權威,是產生法的過程,同時也是鞏固法的過程,重新找回法律與政治倫理之間的正當聯繫。在這個過程中,其實不存在公民不服從理論中「尊重法治」與「違反法律」之間的情感張力,但也不是如法國大革命般破除一切舊有秩序,太陽花運動者做的,是實現法國大革命之前的「革命(revolutio拉丁文)」的意義:重建原先之正當狀態。

要做到這件事,運動者則必須說明兩點:現今法律的規範精神為何遭受損害?以及,現今的法秩序邏輯中,如何論證該佔領運動既「合法」,也是「正當」。運動者已清楚指明,從服貿協議的黑箱行政作業,到台灣與中國之間模糊的法律地位,到張慶忠的三十秒過法案的行徑,皆使法的規範精神蒙受衝擊。據此,運動者的佔領行動已具正當性,地方法院的判決新聞稿中也為我們進一步說明了其他原則,譬如佔領實屬必要、也是最後手段,並且符合比例原則,沒有傷及無辜。再者,運動者更試圖回溯佔領運動的合法基礎。

也就是說,佔領立法院此舉在公眾的認知裡本應受法律制裁,但實質上我們可以由現今的法律精神之中,重塑其合法地位。其實,法律體系本身確實可以提供不少工具,譬如在刑事法中,運動者可以辯稱,佔領行動具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如果我不佔領,法案就會通過;雖然這一點在法律中沒有清楚指明,但我們確實可以清楚獲知,台灣人民將因此受害。由此,佔領的「違法」行徑本身不可由法律問責。爾後在地方法院的判決中,運動者也確實沒有「違法」,因為主要煽惑他人犯罪、妨害公務、違反解散命令等控訴都不構成罪成要件。

不過,想必有許多論者質疑,這麼一來,其他社會上的利益團體,同樣也能藉同樣手法,正當化,乃至於「合法化」其他的佔領行徑,譬如一例一休、反年金改革、反婚姻平權團體等。大家只要確認佔領的政府機關與自己關注議題的高度關聯,並且遵守非暴力、公開原則,就能在相關法案即將通過的「必要時刻」,佔領政府機關且重塑法的規範精神。

的確,林認為,太陽花運動者必須面對康德的矛盾。對康德來說,上述說法是不合理的,因為如果我們想要確立人民在法律上的抵抗權,就必須在邏輯上有一套法則,規範人民可以抵抗它自身。康德便會堅持,即便現存的法秩序來自於赤裸裸的暴力,其仍然恆常地優先於自然狀態,因此從來不應該存在重建法秩序的過程;那在康德眼中,是座真空,且將國家的崩解作為代價。林接著指出,太陽花運動者想要回答的其實是馬基維利的「原始的秩序」,因為這是一場,假定由混亂的狀態,回歸到最初起點的運動。在這個問題上,霍布斯詮釋得非常清楚了:只有當主權者得以保障最低程度之安全的時候,人民才有服從的義務。接下來,就是太陽花的運動者要嘗試定義出「最低程度之安全」。或者說,究竟怎麼能夠相信,太陽花能夠定義這件事?

文章進行到此刻,其實核心問題不變,只是先處理了「公民不服從」、「抵抗權」等政治學概念應用在太陽花運動上的突兀,然後換了個方式揭示問題:即便可以借助所有法律工具證明其合法,但這麼一來,反而可能忽略了整場佔領運動的不正當性。因為誰去定義「最低程度之安全」必然是道疑義,或者說太陽花運動者,有沒有能耐去更改問題的內涵。可惜的是,現實的情境中,較為少見這類的實踐,太陽花運動的發展,就止於上述的問題之前。

黑格爾可能不認為這是一個問題,因為他說過,人不需要懂法律,也知道某個法律好不好。然而,在太陽花運動的發展過程中,社會上清楚可見對立的聲音(統、獨),法律在對立的人民之間也成為可以操作的符碼。換句話說,我們都不見得清楚誰是「人民」,又如何肯定「人民」知曉何謂好的法律?當然,也就無從定義法律初始好的原點。持續以霍布斯的說法論證,個人因為恐懼而臣服於國家或主權,無論此契約如何糟蹋人的尊嚴(或說沒這樣東西),都稱作為自由。其他人無從稱其不正義。

更尷尬的是,賤民解放區的出現,讓運動主流無法將其批判對接至國家的結構暴力與不正義。若引用葛蘭西的批判,在現代民主社會裡有個基本的假設: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同一。他必然不認為,多數台灣人民認知到了法律的好的原點,進而透過佔領運動,真正恢復了法的規範性精神。相反地,台灣人民可能是熱忱地信仰現代民主社會的法秩序,但只是厭惡現存的政權;參與或支持運動的人,在賤民解放區的眼中,也只是選擇了另一層次的霍布斯契約罷了。

說到底,太陽花的運動者無法由運動自身的脈絡填補其正當基礎;反之,必須不斷藉由外來的物質充實運動的內涵。特別是在混亂的法律場域,因為法律概念的錯用,以及佔領運動自身法律邏輯的欠缺,法律的言說與話語權的爭奪變成為了打不完的戰爭。譬如,我們可以透過太陽花的現象說明台灣獨立意識的整合,或說台灣民族形成的象徵,但我們卻難以反過來以台灣獨立運動做為太陽花運動的法理基礎。然而,太陽花的運動者勢必不斷地尋找正當基礎,否則其法理上掏空的內涵便會顯露。這說明了,整場運動必然存在著Schmitt口中的例外狀態的主權者,也就是「誰才是凱薩」,誰真正將其政治意志填入太陽花的法律意涵裡?林認為,每位行動者與溝通者,都在扮演這個角色。

法律的角色在這場運動中看似完全失敗了,整場佔領看似因法律爭議而起,卻從未能扮演積極的角色,協調佔領運動過程中派生出的政治問題。可以確知的是,太陽花運動翻轉了台灣的政治前途,但是這股政治能量,是否能夠真正答覆其自身的允諾:恢復法的規範性精神?並且,如今這個問題已經不再只需完成運動自身的邏輯,還必須在後運動的時刻,為每位「凱薩」,也就是行動者與溝通者,重塑合理的法律言說場域。法律無法拋棄政治,但是法律絕不能輸給政治。

讀完文章,針對近日的判決,可能可以提出幾點疑問?

1. 「公民不服從」在判決中的角色為何?如果不能藉由公民不服從的概念,建立起運動的正當基礎,為何法院選擇如此引據?

2. 判決的形式與內容是否能為法律奪回積極的角色?此次判決究竟是同樣落入了運動者的法理困境,還是成功地為政治問題拉展出法律得以言說的空間?

3. 地方法院的判決如果尚未完成任務,是否期待上訴?這個法律動作帶來的是更失控的政治填充,還是可以更完善法律的期待?

4. (給香港)我不認為台灣的判決對香港有積極的示範效果,或是鼓舞的作用。台灣自身是否適用公民不服從是個疑義,對香港也是疑義,而且兩者理據不甚相同。對於兩者,公民不服從的操作往往淪為工具性的應用,在政治上可能不是壞事,但同樣都造成了法律的疑義。

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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