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焯文:龍應台周偉立欲重構香港人身份乎?

Share This:
  •  
  • 6
  •  
  •  
  •  
  •  
  •  
  •  
  •  
  •  
  •  
  •  
  •  
  •  

pic via Barbara Willi阿四 raymond片段截圖、網上圖片

龍應台最近在港大演講「一首歌一個時代」,席間問浸大副校長周偉立何者為其啟蒙歌,周答《我的祖國》,龍應台問怎唱,台下跟住大合唱。此時在本月曝光後,引起大批網民評擊龍周二人竊欲以音樂篡改香港人身份。本文將以Benedict Anderson(一九九一)《命運共同體》、Simon Frith(二零零四)《音樂與身份》、Keith Negus(一九九六)音樂中介論等理論,以及陳銘匡(二零零七)、朱耀偉(二零一四)的見解,分析是次大合唱的意義,以及許氏兄弟《鐵塔凌雲》為何方為真正啟蒙港人的本土金曲。

事緣前台灣文化部長、作家龍應台,十月七日赴香港大學演講,題目為「一首歌一個時代」,講座屬香港電台與香港大學合作的「大學問」系列,十二月十四日方於媒體播出。

她問台下聽眾「你有一首啟蒙的歌嗎?」香港浸會大學副校長周偉立應聲答道:我想起進大學的時候,很多師兄帶我們唱的《我的祖國》。龍應台驚訝反問﹕「真的?《我的祖國》怎麼唱,頭一句是什麼?」詎料台下即有觀眾開始唱﹕「一條大河波浪寬……」,初時歌聲尚算「單薄」,但合唱的人越來越多,最後變成全場觀眾大合唱。

香港浸會大學副校長周偉立回答係一九五零年代中國著名「紅歌」《我的祖國》,跟住全場尚一齊大合唱,影片最近在網上備受大批香港人責難投共。《端傳媒》十二月十八日刊登龍應台的回應<大河就是大河>,「港大禮堂當天是滿座,大概一半港人,一半陸生,少許台灣人...台灣人用國語合唱《綠島小夜曲》...香港人用粵語合唱《友誼之光》。身為大學副校長的周偉立,在一千個師生面前不避諱地說自己的啟蒙歌曲是一首『紅歌』,需要勇氣。我欣賞他的誠實。七十年代的香港,尤其是七十年代的香港大學,所處的氛圍曾經被稱為『火紅的年代』,那時的港大學生,在英國帝國統治的陰影中,是多麼憧憬那個紅色的『祖國』可以帶來公平正義和民族自尊...原以為大陸人之間會有代溝--也許年輕人不太會唱,但是發現年輕人一樣純熟地唱;原以為港人可能不太會,發現港人能唱的也很多。」

事實係現場合唱的歌只有《我的祖國》。周偉立畢業於一九八三年港大心理學系,其時「火紅的七十年代」早已過去,而文革後,香港左傾大學生對中國共產主義早已幻滅。(按:羅永生(二零零九)《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勾結式殖民主義)》指出:無論在英殖或中殖時代,都有香港人為私利做賣辦,勾結境外殖民宗主國,例如學者劉兆佳。)現場的觀察應該大部份係中國來港學生,而非本地學生,皆因答問環節,向龍教授提問的一眾學生(約四、五名),無一例外來自中國大陸,其心水啟蒙歌亦全為中國紅歌,例如《義勇軍進行曲》。其實,近十年來,中國來港讀書學生增加十倍以上,佔研究生七成以至九成,佔本科生兩成左右。

龍應台、周偉立一問一答,帶起台下大合唱《我的祖國》,涉嫌企圖重塑香港人身份。

Benedict Anderson(一九九一)經典著作《命運共同體》:當一班互不相識的人唱同一首歌,唱這動作本身就會發揮社會建設作用,創造統一共振(unisonance),肉身實踐命運共同體,歌頌聲國家的威力不在歌的旋律或歌詞,而在唱的人,以社群文化表演的行為表達國家身份。Simon Frith(二零零四)《音樂與身份》亦謂音樂身份包括夢幻想像以及歌唱活動身體力行。而上述《我的祖國》之合唱活動又經網絡的中介向全港傳播。Keith Negus(一九九六)論證中介同流行音樂的文化政治息息相關。

唱紅歌,可以係Roger Silverstone(一九九九)所講的「遊戲」(play),畀觀眾暫時離開真實世界,共同經歷龍應台、周偉立與在場人士一齊建構的「故事」。但這種大合唱同時亦可視為Silverstone(一九九九)所講的表演(performance)。另一方面,觀眾仍然在自己的真實生活中,但靠放聲合唱,與同場觀眾(以至網絡觀眾),一齊演出「命運共同體」,經鏡頭和揚聲器、睇見彼此「唱出」同樣的歌,以想像建立彼此連結,塑造「中國人身份」。

然而,上述企圖,假設有的話,斷不會成功。龍應台要特地撰文解說當日講座情況,正因大批香港本地網民怒吼,抗議當日的紅歌「遊戲」。龍應台在有關講座中話經典歌為一組密碼,隱藏時代意義,植根當地土壤。《我的祖國》的根當然不在香港。陳銘匡(二零零七):「我們聽流行曲時,不會被完全控制,不會完全接受歌曲內容。相反,借用de Certeau(一九八四)的說法,處於弱勢的受眾,可以主動地自創空間,避過原來的權力操控,用自己的手段(tactics)來抵抗甚至顛覆原意。」朱耀偉(二零一四)指出,「文化是由下至上建立的,過去幾十年,香港是什麼經過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累積而成,而非由上至下由在位者告之。《同舟之情》挪用、騎劫了《獅子山下》,再加諸一些新的、我們未必接受的意識。惡搞就是一種由下而上的抗爭,去拆解這一種官方賦予的意識。」

啟蒙筆者以及千千萬萬香港人的歌相信是《鐵塔凌雲》,一九七二年四月,《雙星報喜》第二輯首集,由許冠傑首先唱出。原來許冠文演畢《雙星報喜》第一輯後,周遊列國,用英文寫低見聞感想,《雙星報喜》編劇鄧偉雄中譯,許冠傑譜上音樂,創作而成《鐵塔凌雲》。《鐵塔凌雲》首播並未引起廣泛迴響,要到一九七四年,收錄於年許冠傑《鬼馬雙星》唱片,方大受歡迎。

香港流行音樂的研究,一般認為,一九七四年係香港粵語流行曲發展里程碑,前此,流行音樂市場以國語歌及英文歌為主,粵語流行曲人以為難登大雅之堂。陳銘匡(二零零七):「到了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每當討論什麼歌曲最能代表「香港人」時,往往常被提名的仍然是...七、八十年代的電視劇主題曲以及許冠傑一些以香港人心聲、香港社會為題材的歌曲。」

《鐵塔凌雲》眾稱「香港之歌」,同香港本土意識興起息息相關。查一九七四年,戰後香港土生土長的一代成人,香港經濟起飛,同年廉政公署成立,港督麥理浩大興公屋,實行九年免費教育,香港變為國際文明重鎮,香港人乃充滿自豪,以香港為美好家園,不若上一代自視為過客。(另一首香港之歌應是《獅子山下》。黃志淙(二零零七)認為《獅子山下》主題曲的地位至今幾乎等於是香港的「港歌」,而《奮鬥》、《強人》、《抉擇》、《網中人》等主題曲,「迴響著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由過去「寄居、逃難、過客的心態」轉為「以港為家」、「以港人為榮」。」由於篇幅所限,本文集中講《鐵塔凌雲》。)

《鐵塔凌雲》歌詞:

鐵塔凌雲,望不見歡欣人面,
富士聳峙,聽不見遊人歡笑,
自由神像,在遠方迷霧,
山長水遠未入其懷抱,
檀島灘岸點點燐光,
豈能及漁燈在彼邦?

俯首低問何時何方何模樣,
回音輕傳此時此處此模樣,
何須多見復多求,
且唱一曲歸途上,
此時此處此模樣,此模樣。

Silverstone R.(一九九九)認為媒體文本主要靠三大技吸引受眾:修辭(rhetoric)、「詩意」(Poetic)、欲望挑動(Erotic)。此三大技適用於音樂(參陳銘匡,二零零七),包括《鐵塔凌雲》。

修辭包括歌詞語言內容、用字技巧,及歌手演繹方式或個人形象,如何平衡新舊表達方式。Silverstone R.(一九九九)認為命運共同體不僅靠想像而生,亦靠符號界定,區分他我。何物最能區隔香港同全國規定講普通話的中國,以至其他國家?當然首推粵語。《鐵塔凌雲》正是香港粵語流行曲中興的頭炮之一。文字方面,《鐵塔凌雲》揉合淺白文言同白話文(許冠傑其後的歌詞更文白粵交融),區隔惡性西化共產中文。例如:豈能、此時、入其懷抱係文言;望不見歡欣人面、在遠方迷霧係白話。

陳銘匡(二零零七):《鐵塔凌雲》成為香港本土金曲「其中一個關鍵是許冠傑鮮明的個人形象。許冠傑小時住公屋,在七十年代成為港大學生,自己創作歌曲,能自彈自唱,又能操流利英語,更有外籍妻子,他的現實生活就是幾代香港人想像中的神話-由低下階層奮鬥而上,自己譜寫自己的生命。他的形象既可平民又可洋化,既可草根地唱「吹漲」又可文雅地唱「願化海鷗輕唱悅情調」。這種奮鬥成功、積極開朗、中西文化混雜、可雅可俗、左右逢源的形象,向來就是香港人樂於認同與吹捧的。」

按:許冠傑可謂香港最本土的音樂人,專門反映香港庶民心聲,雅俗共賞,文白粵交融。例如:一九七六《半斤八兩》「我地呢班打工仔,一生一世為錢幣做奴隸,箇種折墮講出嚇鬼,死畀你睇,咪話無乜所謂!」表達打工仔慘情。一九七四《雙星情歌》「曳搖共對輕舟飄,互傳誓約慶春曉,兩心相邀影相照,願化海鷗輕唱悅情調」傳承唐詩宋詞元曲,以至嶺南粵曲小調。

「詩意」包括結構(旋律、編曲、歌手演繹、風格以至文字的隱喻、敘事手法、文本互涉)如何模糊資訊與娛樂,事實同故仔,如何反映折射,以至解決,或至少表面解決人生及信念的大大細細困境。《鐵塔凌雲》的創作過程,屬於先詞後曲,既有粵曲的調子,亦有歐西流行曲風。又正如前述,許冠傑據其兄冠文的英文文字及鄧偉雄的中譯,譜上音樂創作而成,兩者皆反映香港集華夏及西洋精髓於一身,自成偉大文明,而非「四不象」怪物,詩意解決香港人羨慕歐美以及愛家戀港的矛盾。「彼邦」幾乎明示香港即家邦,赫然有自主自立意識,八五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許冠傑公開唱此曲時,每每改「彼邦」為香港,不知與自我審查有無關係。

欲望挑動指本能的文法(grammar of instinct),肉身中所創意義,即是歌曲如何撩動受眾的情感欲望,如何契合受眾的生活經驗及消費歌曲時的經驗,身體與文化如何互動等。香港人中意去外國旅行,香港有難時,不少香港人都會想移民,但最終都覺得香港最好。八九六四屠城後,好多香港家庭移民外國,社會上離愁瀰漫,《鐵塔凌雲》因而再度流行。二零一三年,筆者移居芬蘭五年,一夜重聽此曲,「檀島灘岸點點燐光,豈能及漁燈在彼邦...何須多見復多求,且唱一曲歸途上」,突然醒悟自己的文化身份係香港人,遂放棄即將入籍芬蘭的機會,毅然回港參加救亡行動。

Benedict Anderson(一九九一)強調民族精神燃點捨己的愛,見於文化產品如音樂詩歌。大家一齊唱民族歌時,就會有種同步經驗(an experience of simultaneity),從而創造同時社群(contemporaneous community)。長期在港生活的香港唐人,當然只會對《鐵塔凌雲》此類植根本土的粵語歌有同步經驗,至於《我的祖國》等「紅歌」,都係留返畀中國人吧。


Share This:
  •  
  • 6
  •  
  •  
  •  
  •  
  •  
  •  
  •  
  •  
  •  
  •  
  •  
  •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