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焯文:法律不義 公民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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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 via 網上圖片

我們深信法治,以為法庭一定公正,甚至可解決埋政治問題;公民抗命一定要和理非非,抗命之後尚要去自首之類。殊不知古往今來,西方許多聖賢學問家另有一番見解,其人論辯法律不一定公義,面對惡法,公民抗命係責任,而公民抗命不一定非暴力,抗命後亦毋須接受法律制裁。其中表表者包括聖奧古斯丁、聖湯瑪斯.阿奎那、亨利.大衛.梭羅、詹侯活等。

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 of Hippo):不公不義的法律不算法律。(Lex iniqua lex non est / An unjust law is no law at all)。內戰時期,美國邦聯:「當暴政變成法律,革命就係責任。」(”WHEN TYRANNY BECOMES LAW, REBELLION BECOMES DUTY”) 美國《獨立宣言》(一七七六):天賦人權...政府成立目的正是保障這些權利。若然政府破壞這些權利,人民有權,甚至有責任,推翻政府。

聖湯瑪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ae):人類法律如果違反人類利益,則不公義。不公義情況包括:一,不以公眾利益為目的。二,超越法律制定者的權限。三,對社會造成不平等負擔。不公義的法律有似暴力行為,實非法律,並無良心約束力。

美國大哲學家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一八一七至一八六二)一八四九年的公民抗命論(Civil Disobedience)深遠影響聖雄甘地同馬丁路德金的抗爭。好多香港人以為公民抗命一定要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殊不知梭羅原來好激。梭羅(一八四九)《公民抗命論》認為個人良知的判斷不一定劣於政治機構或多數人的決定,因此「應該尊重正義多於尊重法律。我唯一的義務係,在任何時候做都做自己見認為正確的事。….法律從來不會令人正義半點;而由於盲從法律,即使是善良的人都日日淪為不義代理人 。」梭羅指出政府其實基本係腐敗不公的代理人,所以義人應該及早起義革命。面對暴政,忍無可忍,就毋須再忍;人人都有權革命,有權拒絕效忠殘暴政權。

美國公民抗命理論權威詹侯活(Howard Zinn)教授常獲邀上法庭,為公民抗命案件做專家證人。詹侯活(二零零二)經典著作《抗命及民主:法律秩序的九大謬誤》 (Disobedience and Democracy: Nine Fallacies on Law and Order)叫人勿迷信司法制度、選舉制度或任何政府所設立機制可以解決有系統的社會問題。詹侯活指出法律常為政府武器,給予政府權力合法地位。

詹侯活論辯法治本身並非目的,公民抗命者無道德責任接受對其行為的懲罰,抵抗惡法時,大可伺機逍遙法外。公民抗命不一定要非暴力,當司法制度成日偏幫政府時,公民抗命變成必須。

對於公民抗命及法治,詹侯活舉出六大謬誤觀念,茲列出其中與法治有直接關係者:

謬誤一:法律除了道德目的外,尚有本質價值?

詹侯活提到:崇拜物質的拜金政權可能利用法律,造成失業、疾病、孤獨、屈辱等問題。這種道德淪喪的法律,詹侯活認為,理應公民抗命。

謬誤二:公民抗命一定要受罰?

詹侯活反對國家可用武力而平民只可出口。詹侯活認為儘管國家話法律神聖不可侵犯,法律其實並非絕對。

謬誤三:只有錯法方可違反?

詹侯活反對,以靜坐阻街燈為例。詹侯活認為道德原則高於任何法律,所以違反合理法律以抗議惡法亦大條道理。

謬誤四:公民抗命定要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

詹侯活認為非暴力原則有時可打破。最明顯例子係美國獨立革命以及世上種種帶來劇烈改變的革命。如果當年美國人不拿起武器對抗不公義的統治者(大英帝國),美國人所爭取的道德價值及原則可能永遠不能實現。詹侯活又注意到即使公民抗命論倡導者亨利梭羅(Henry Thoreau)都贊成約翰.布朗(John Brown)武裝起義(約翰布朗 〔一八零零至 一八五九〕,美國人,在南北戰爭前,武裝起義,力圖推翻黑奴制度,兵敗被補問吊。)。詹侯活更注意到一些標籤為非暴力的重要公民抗命運動其實都有勇武元素,例如一九六三年的伯明瀚運動,由馬丁路德金領導,爭取立法,取締種族隔離。

謬誤五:現行政治結構足以解決所有社會弊病?很多人可以靠法庭保障言論自由?

美國要解放黑奴,都要打內戰;馬丁路德金必須製造社會動盪方可創造平等。道德目的遠遠重要,要達到道德目的,手段可包括勇武行動、挑戰法治、破壞現狀。

謬誤六:國家和我們的利益一致,我們的行為應以此為依歸?

詹侯活認為民主過程需要不斷鬥爭,以拉近法律和公義間的罅隙。詹侯活強調國家和平民常有利益衝突,法律同公義恆須鬥爭。為了避免不公義,為了保障健康、創意、平安、活動,公民應不斷參加公民抗命。公民抗命有理,個人可使用各種抗爭手段與國家機器對抗,對法律所包庇的不公義情況,誓不低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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