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焯文:回顧香港本土運動(一)——民眾抗爭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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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焯文:回顧香港本土運動(一)——民眾抗爭心理學

本文回顧香港本土運動的來龍去脈,志在分析本土運動的成敗得失,本土運動領袖與群眾的互動關係,其中的政治真相。利申:筆者曾參與其中大部份運動。本文所用理論包括Alexander Haslam及Stephen Reicher(二零一二)的社會身份模型、Hommi Bhabha(一九九八)的中間混雜論、John Locke(一六八九)的社會契約論、Christopher Finlay(二零一零)的非國家政治武力倫理學、佛洛依德(一九二二)及Moscovici(一九八五)的原始部落論、 Gustave Le Bon(一八九五)、Steve Reicher(一九八七)的群眾心理學。

香港本土運動一直未能成功,乃係因為民眾覺醒人數不足,程度不夠深,身份認同不夠強;革命領袖及政客普遍願景不清,缺乏深謀遠慮,組織能力有限,政治意志搖擺不定,甚至私心太重。

本文分為六章回刊出,先講民眾抗爭心理學,採用Alexander Haslam及Stephen Reicher(二零一二)的社會身份模型(social identity model)。其理論可以下圖概括。

曾焯文:回顧香港本土運動(一)——民眾抗爭心理學

Alexander Haslam及Stephen Reicher認為,群眾抗爭最重要三方面:共同身份認同、內部組織及領袖、外間支持。

共同身份認同使群眾齊心抗敵

促進共同身份認同有三大元素。一,共同命運的經驗,共同受壓迫的感覺。二,共處的時間越長越好。三,大家的命運是否永遠捆綁在一齊,休戚與共,是否可以憑個人努力向上爬。統治階層可能利誘個別人士做二五仔,無間道,破壞群眾的團結及相互信任。相反,越無機向上爬,團結抗爭之心就越強。

領袖不可只有一人

令群眾認識到統治階層的制度不法不義,並且為群眾提供願景(vision),令群眾覺得有可能進入更理想的狀況(cognitive alternative),抗爭者與壓迫者的關係並非不可改變。另一方面,統治階層會推行洗腦宣傳及教育,令人覺得其統治合法合理。抗爭領袖必須大公無私,深深植根於與群眾共有的文化,具特殊才能,例如:軍事才能、法律知識、寫作演講能力,足以策劃協調集體抗爭行動,將願景變成現實。統治階層可能收買、抹黑、隔離、甚至殺死抗爭群眾領袖。所以,領袖不可只有一人,必須有領導層,組織另類權力架構,訓練群眾,實行反洗腦教育。

第一要務係令運動透明

雖然抗爭群眾與統治階層強弱懸殊,但如能赢得外援(全體市民以至國際社會),就可能反枱。所以抗爭運動第一要務係令運動透明。據McEvoy et al. (2007),囚犯達到透明有兩大策略:法律挑戰及政治抗議。歷來好多政治犯都係利用法庭做平台,宣揚政治理念,甚至於揭穿法制不公義之處,例如一百年前,愛爾蘭獨立運動份子Roger Casement在法庭裁定其叛國後,公開道:我抗議此法庭無司法管轄權審我單案。我而今係愛爾蘭同胞發言,而非向此法庭陳詞。只有愛爾蘭人方有權審我!(MacArthur, 1995, pp.418-421)

政治抗議方法之一係絕食,以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無私精神,赢取外間同情及支持。

抗爭群眾爭取透明度時,必須高舉外間第三者的價值觀,顯示自己有道,合情合理。另一方面,統治階層必然將抗爭運動定義為違反倫理道德,最利害的方法係誣為恐怖份子。納粹黨就成日譴責猶太份子係暴徒;史太林宣傳自己清除異己的行為係對抗恐怖主義的鬥爭,由是赢得民心。如果抗爭群眾能令公眾以至國際認為統治階層違反公共道德價值,直接效果係第三者可能制止甚至制裁統治階層,間接效果係打擊統治階層士氣。

不公平的制度之所以能夠持續,多因受壓者不反抗(Jost, Banaji & Nosek, 2004; Sidanius & Pratto, 2001)。共同身份認同、內部組織及領袖、外間支持,係受壓者可能顛覆社會制度的條件方法。

Haslam及Reicher以三單監獄抗爭個案說明其社會身份論。

北愛爾蘭美斯監獄The Maze(一九七二至一九九四)

囚禁二千名政治犯,絕大部份為愛爾蘭共和軍成員,共同身份認同十分強烈。其等首先發動床單抗爭,以床單包裹赤身,抗議當局要其著囚犯制服,當其係普通刑事犯。當局不理床單抗爭,囚犯就用糞便塗牆,當局卒之稍為讓步。囚犯自設課程,教愛爾蘭文(Gaelic),以愛爾蘭文溝通好處包括加強身份認同,獄卒不知其等講甚麼。為削弱領導層影響力,當局曾將之困在同一單位,與其他囚犯隔離,怎知弄巧成拙,班愛爾蘭獨派精英在獄中形成「黃埔軍校」,發展種種抗爭思想及策略。後來,當局知衰,拆返散其等,但為時已晚。

一九八一年的絕食抗議係囚犯與當局關係轉捩點,十名囚犯先後絕食而死,其中共和軍領袖兼作家Bobby Sands絕食四十日後,當選為Fermanagh 及 South Tyrone議員,令全世界傳媒關注美斯監獄人權狀況,及Bobby Sands餓死,十萬人參加其葬禮,將事件帶到高潮,英政府備受各方壓力,被迫向囚犯讓步,許其不著制服,享有更多自由。從此,囚犯在獄中奪權,玩謝獄卒,例如分化挑撥其等,令其士氣低落。從此,外間輿論傾向北愛爾蘭獨立運動,在外的北愛爾蘭共和運動亦不再一定要用武力犯禁,新芬黨Sinn Fein崛起,進入議會,其中幾名黨員正是美斯監獄釋囚。美斯監獄抗爭運動不單轉化獄中權力關係,而且促進外間的政治轉變。

有謂英國雖然處理愛爾蘭獨立素求手法有問題,但始終係憲政民主國家,要顧及輿論壓力,行事有道德底線,抗爭當然容易。然則且看一個更為專制國家,更為不平等社會,其中監獄囚犯如何抗爭。

南非羅賓島Robben Island(一九六二至一九九一)

囚禁七百五十名反種族隔離政治犯,包括曼德拉。南非羅賓島監獄志在摧毀囚犯的意志及其外邊的運動;但南非羅賓島的囚犯,包括曼德拉,當自己係「候任政府」,釋放之後,監獄發展出來的領袖能夠在新政治秩序舉足輕重。

這班囚犯係同一罪名的政治犯,而且困在孤島上,共同身份認同特強。他們非常自律,自行維持監獄秩序。亦由於共同身份認同特強,他們有效分享資訊。不利共同身份認同的份子備受懲罰。例如有一囚犯寫信畀律政司,話自己並非政治犯,要求釋放,結果受到其他囚犯孤立嘲弄。南非羅賓島囚犯的目標不但係反抗監獄當局,而且要重新建設自己的世界。

共同身份認同係領導層同組織崛起的基礎。其中最清楚的例子見於自行管理的大學誕生,有自己的教授、科目、課程。囚犯挑戰現況,目的在於利用監獄做實驗室,做微型實驗,創造他們尋求的社會秩序,並且利用監獄培養改變社會的代理人,在監獄以外起革命。

囚犯靠這種方法,不但抗拒獄卒權力,而且創造以身份為本的另類權力架構。歷史顯示在獄卒與囚犯,反對派與建制派,之間,這種另類權力架構經常最終赢出。班囚犯最後不但管理監獄,而且管理成個國家。

為防仍有人不信在最高壓的環境,仍有可能抗爭,大家不如考慮以下個案。數最專制殘暴的制度,還看納粹集中營。

蘇壁坡死亡集中營Sobibor extermination camp(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

納粹集中集中營甚少發生叛變,但在某些情況會發生。囚犯不反抗,主要非因被動,而係由於受納粹黨矇騙,以為不攪事,就有希望生還。(按:令人想起劉青雲在陳木勝電影危城中金句:跪低死得重慘!)

蘇壁坡死亡集中營建於華沙之東二百公里。納粹衛兵一方面盡力侮辱囚犯,一方面細心保持儀容一絲不苟,加強納粹黨為優秀民族的形象,辯解打壓猶太低等民族的做法。為防囚犯集體叛變,納粹黨散播謠言,話只要囚犯勤力工作,希特拉可能會赦免一部份囚犯,包括猶太人,令其以為有一線生機,有向上爬的機會。為削弱囚犯的共同身份認同,獄方分而治之,將不同的囚犯組別混合,例如猶太人、罪犯、政治犯、同性戀者,設計令其互相對抗。再者,用些好處,包括生存機會,收買幾個二五仔做糾察,幫忙維持秩序,壓迫囚犯。

蘇壁坡死亡集中營一起好,囚犯已開始各種抗爭,包括逃亡及起義,但由於無人能有周詳計劃或鼓動其他人支持,種種行動都失敗了。然而,不久,八十名猶太裔紅軍入營,令情勢有變。這些軍人入營前身份認同已十分濃烈,由蘇聯軍隊的戰鬥規範價值界定,組織力特強。其中包括領袖人才陸軍中尉柏查斯基(Alexander (Sasha) Pechersky)。

在納粹兇殘統治下,在志在殺人的系統中,重要抗爭形式除了大型起義外,還包括各種小規模的蔑視行為,例如維持精神生活、適當時候片言隻語鼓勵他人、將指定要處決囚徒名字與死人調換。又例如有日,有個德國衛兵命衛柏查斯基在五分鐘內劈開個大樹樁,否則要挨廿五鞭。柏查斯基四分半鐘便完成。衛兵獎柏查斯基一塊牛油麵包,柏查斯基答道:多謝,唔使啦,我份口糧經已夠食。

柏查斯基及其同袍令大家精神大振,一齊制定複雜的起義大計,包括誘殺個別衛兵,佔領軍火庫,然後射殺其餘衛兵,所有囚犯將從營地有序衝出。 最後,計劃成功了一半,六百名囚徒中三百名死於槍火或地雷,三百人逃出生天,其中五十人活到和平重光,包括柏查斯基。

總之,即使在有史以來最高壓的制度中,受壓者仍有抗爭成功機會,只要萬眾一心,領導有方。

下回講八九年六四香港百萬人大遊行,本來可以發展為大型本土運動,可惜所托非人。又及九七年前後,雖無本土運動,但有文化人探討香港人身份。敬請留意。
參考:
Haslam SA, Reicher SD. ”When prisoners take over the prison: a social psychology of resistance.” Personal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012 May; 16(2):15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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