徹底「解殖」及尋找失落的歷史敘述: 建立香港主體 對抗中國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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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勞嘉儀

近年本土思潮崛起,香港人的主體意識逐漸成形。面對中國愈來愈明目張膽的殖民和打壓,「一國兩制」還有三十年就結束,香港再次站在十字路口思考著自己的前途。在這種風雨欲來的政治低氣壓下,每個香港人都躁動不安,內心都存在著一個巨大的問號:「在史無前例的中共殖民攻勢下,香港還能維持自己的主體性嗎?二零四七後香港將何去何從?」

毫無疑問,這是一場中共和香港人之間的漫長角力——到底香港最後會被同化,在日益巨大的中國勢力下被磨蝕掉自己的獨特性和主體性;還是會在逆境中自強,凝聚出更強的本土認同和勾勒出更鮮明的香港主體?上星期由「文化現場」主辦、在「藝鵠」舉行的《沒有回歸的文化身份——九七年後的香港主體》講座中,六位文化工作者何慶基、靳埭強、紀陶、黃國才及黃宇軒,嘗試從文化的角度去思考本土思潮和香港的主體性,並探討文化如何與政治和社會環境互動,希望拋磚引玉,引發更多討論。

「盧亭」傳說——港人文化身份的隱喻圖騰

香港的文化主體是什麼?是教科書式的「中西交匯」還是籠統描述的「文化混雜」?這麼多年來似乎沒有人能說得清,社會上也一直缺乏深刻的討論。

一九九七年,著名策展人何慶基策劃了一個關於「盧亭」的展覽,以「盧亭」代表港人祖先,從本土神話講述香港歷史,從此「盧亭」便成了港人文化身份的隱喻圖騰。相傳東晉末年,孫恩與盧循起義失敗後,盧循部下南逃至大奚山(今香港大嶼山)一帶定居,並化成魚頭人身、半人半魚的「盧亭」一族。後來南宋朝廷在宋寧宗慶元年間出兵大奚山,以未得許可販賣私鹽為由屠殺盧亭一族,相傳僥倖避過屠殺的盧亭人就成了今日香港原居民蜑家人的祖先。

盧亭似乎在訴說香港的故事,他們與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南逃香港的中國居民一樣是被壓迫的逃難一群,而他們水陸兩棲、半人半魚的特性恰恰是香港人文化身份的寫照。在何慶基眼中,香港人跟盧亭一樣也處於一種「in between」的狀態,處於中西文化的交匯處,海洋與陸地的邊陲,浮游在不同文化之間,吸納了嶺南文化、西方文化及日本文化等,融合成獨特的香港文化。何慶基認為,雖然香港文化的根源自嶺南文化,但殖民時期與西方文化的碰撞令香港文化不僅僅停留在嶺南文化的階段,反而吸收了大量西方文化的精髓,形成了超越傳統、革命創新的香港在地文化,也賦予香港人一個很實在的文化身份。

除了這種「in between」的靈活之外,盧亭人「不能言語,惟笑而已」的特點也揭示了香港文化幾十年來的失語狀態。

九七主權移交後,香港文化界興起了大量有關本土及主體意識的討論。龍應台於二零零三年出版的《香港,你往那裡去?》和陳冠中於二零零四年出版的《我這一代香港人》都引發了激烈的討論。然而,奇怪的現象是,龍應台是台灣人,陳冠中是長居北京的作家,他們都以「他者」的身份抽離地探討著香港的文化主體,過程中屬於香港人自己的聲音卻一直沒有出現。

追溯至殖民時期,香港文化和香港主體一直處於一個懵懵懂懂的失語狀態。殖民時期港英政府刻意打壓港人的主體意識,文化和歷史論述的權力從來都落在「他者」之手——香港不是帝國殖民史中一個華麗的註腳,就是大中華史觀中的南方邊陲,從來沒有意識從自己的角度去述說自己的故事。

不能割裂的的嶺南文化

著名設計師靳埭強雖然認同香港文化吸收了很多西方文化的精髓並發展出自己的獨特性,但他強調香港文化的主體就是現代版的嶺南文化。他認為大部分香港文化的特色和底蘊都來自於嶺南文化,因此香港文化和中國文化是不能割裂的。

靳埭強一九四二年在廣州番禺出生,一九五七年南下定居香港,在眾多講者中,他的中國認同最強烈。他認為「香港人」和「中國人」兩個身份並無衝突,兩者是融合的,就如香港文化與嶺南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一樣。年少時期,處於香港這個移民城市,深受洋化氛圍的影響,靳埭強坦言自己並不關心中國,也沒對中國文化產生強烈的歸屬感。往後的創作生涯中,他一直苦苦尋找屬於自己的文化底蘊和特色,希望自己的設計能反映出自己的文化特色。在七十年代的中文運動之後,他重新探討水墨畫,並開始覺悟到自己的「根」源自於嶺南文化。

於是在作品中靳埭強運用了大量中國的民俗元素去強調中國特色,也慢慢滲入中國的哲學思想,並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風格。靳埭強認為香港文化深受嶺南文化影響,因此在討論時不能抽離中國的背景。

充滿海洋味的香港電影:一代華人的共同記憶

與靳埭強不同,著名影評人紀陶自認為是一個地道的「香港仔」,文化認同中沒有大中華的包袱。跟很多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人一樣,紀陶成長在六七十年代,一個香港土生土長一代努力建立其文化及政治主體性的時期。和他們的父輩不同,他們生於斯長於斯,不再視香港為一個暫居地。同時,「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努力塑造一種非政治化的「本土意識」去抗衡中國的家國認同,也令他們對香港產生更在地的歸屬感,並對中國存在著強烈的疏離感。

紀陶認為香港文化的獨特性非常微妙,三言兩語說不清,但「看的到,拍得出」,在香港電影中表露得淋漓盡致。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港產電影形成一種強烈的香港文化特色,主要呈現在視覺上,包括速度,仰鏡和色彩度。而自八十年代開始,香港電影就成為了全世界華人懷緬華人身份的重要媒介,例如王家衛的電影裡充滿香港海洋味的Cha Cha,是那個年代華人的共同記憶,也是他們不斷懷緬的文化標記。

紀陶指出,香港文化和中國文化有很大的差異——中國以大陸文化為主,香港則是海洋文化。中國的大陸文化與香港的海洋文化格格不入,然而香港的歷史觀卻大多以大陸思維或西方思維為主,失卻了香港海洋文化的本位並窒礙了香港文化主體的形成。

抗爭的藝術深受喜劇影響

著名「抗爭」藝術家黃國才的創作非常「貼地」,他的作品中大多有著非常強烈的及社會意識。他認為藝術很講求個人的看法,每一件藝術品背後都有創作者想傳達的信息,而藝術的最高層次是投入社會,關心社會,並透過藝術去回應社會議題。祖籍台山,年少時長期留學海外的黃國才對於香港有著非常強烈的本土認同,深受喜劇影響的他擅於用無厘頭的港式幽默將藝術和社會連結,透過一些黑色幽默及諷刺的方式把社會上壓抑的情緒及對政治現狀的不滿表達出來,並透過這種文化與社會之間的互動建構香港社群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共同體,推動香港的主體性。

黃國才強調,建立香港主體性不一定採取與中國對抗的態度,反而應該在日益嚴峻的政治和文化打壓中不斷自強,透過持續的自我批判去反思被殖民的負面經驗,從而確立強烈的文化身份和主體性去抵抗殖民並保存香港文化的獨特性。

文化主體性與社群的連結

在眾多講者中最年輕的黃宇軒很強調文化主體性和社群、公民社會的連結。他認為主體性不一定指獨特性,一種文化不管獨特與否也不會影響到它的主體性。而主體性不是「有」和「沒有」的問題,而在於有沒有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出來,「貼地」的生活方式最能淋漓盡致地呈現和塑造該地方的文化主體性。

黃宇軒說二零零三年「沙士」之後,香港人逐漸形成一個七百萬人休戚與共的社群,並開始建構香港的政治、文化共同體,而香港的主體性恰恰建立在這種以社群為單位的政治文化共同體上。除了對內建立社群和政治文化共同體以外,還可以透過對外界輸出文化並與世界其他的文化互動去鞏固香港主體性。對於香港和中國的關係,黃宇軒不認同香港必須和中國割裂才能形成自己的主體性。相反,他認為香港應該成為最有力的「當代中國批判中心」,透過這樣的定位不停地批判中國並認清雙方的差異,從而鞏固香港人的文化認同並建立自己的主體性。

建構香港主體:徹底的「解殖」及建立以香港為本位的史觀

談到建構香港主體意識,無可避免要觸碰「解殖」這個議題。什麼才是真正的「解殖」呢?「解殖」是否等於「反殖」?九七前反英國殖民,現在就反中共殖民?其實,真正的「解殖」並不是意味著盲目的「反殖」,而是應該解放香港人自殖民時期長久以來被壓抑的獨立主體精神,培養出「自己的命運自己作主」的主體意識,拒絕像上一代一樣當一個旁觀者,被動地任中英雙方擺佈。

經歷了九七「被回歸」後,香港一直處於一種「尚未解殖」的狀態,苦苦掙扎卻未能建立自己的主體,歸根究柢是缺乏一種命運自主的意識。這種情況一直持續,直到二零一四年的雨傘運動。雨傘運動期間,香港人高呼「人民當家作主,命運自主」並逐漸建立起香港的主體意識。社會談論本土時已經不是單純的「懷舊」,消極地逃避對現實的不滿,而是重新掌握自主權,以更積極的力量去參與自己的未來,決定自己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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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徹底的「解殖」培養出「自己的命運自己作主」的主體意識之外,幾位講者幾乎不約而同地高呼香港還需要建立以自己為本位的歷史觀。殖民時期,港英政府刻意迴避和壓抑香港主體意識的形成。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只建立在經濟發展的優越感上,「去政治化」和忽略香港本土的歷史令香港人成為政治冷感及歷史感薄弱的「經濟動物」,結果窒礙香港形成主體意識去自決前途,淪為任中英雙方擺佈的扯線公仔。建構實在的香港主體就必須建立以香港為本位的史觀,讓我們能從歷史中認清自己,找回失去的自身價值,不再妄自菲薄地沈浸在大中華歷史觀或殖民史觀中。

一個以香港人為主體的歷史敘述能塑造一個具歷史意識的公民社會,使七百萬香港人產生休戚與共的連結,建立文化、政治的想像共同體。有文化、歷史感參與的主體建立過程能產生巨大的政治能量, 讓我們不再政治冷感,意識到自己有主體的權利去決定這個城市的前途,從而去抵抗香港在中國天朝主義下的再殖民化。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面對來自中國的全面滲透,愈來愈猖狂的殖民打壓,每個香港人內心都躁動不已。然而,靳埭強和黃宇軒則表現得相當樂觀。在他們眼中,瘋狂的殖民打壓就是建構香港主體及保衛文化的土壤。在這個壓抑的大時代,文化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去把社會上壓抑的情緒及對政治現狀的不滿表達出來,並從中催生強烈的本土意識。引用《雙城記》的名言,這大概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在日益猖狂的中國殖民攻勢下,香港人必須逆境自強,凝聚出更強的本土認同和勾勒出更鮮明的香港主體意識,重奪自主權,以更積極的力量去對抗殖民,自決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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