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韜:一個不曾到維園悼念六四的反動份子之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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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北京屠城改變了很多人的人生,當年一個從小被灌輸要當工程師的電機與電子工程系學生,也因為六四而在畢業後選擇轉攻哲學,人生最關心的不再是如何實踐當年流行的「四仔主義(屋仔、老婆仔、車仔、BB仔)」,而是何謂好的社會,又或是香港能有好的社會?

至今有了初步的答案,就是一個能保護自己免受惡質資本主義及中共摧殘的獨立香港。生長在被英國出賣的時空,香港人當時維持其奴性,後來在接近二十年中共獨裁統治下,一切都逆來順受。面對愈來愈邪惡的中共,悼念六四也許成了不少我們這一代人撫慰自己良心的儀式,因為大家不敢到中國推翻中共,甚至不會敢去天津第一看守所去聲援近日傳出在冤獄中被性侵的維權律師助理趙威。

統派騎劫當年香港學生的運動

香港的六四運動當年是如何開始的呢?打從四一七北京大學學生步出校園及之後成立高校自治聯會始,群眾其實就是要藉著悼念胡耀邦推動政治改革。然而,四二二舉辦悼念胡耀邦的告別式期間,學生在人民大會堂跪著要求李鵬總理接受學生在北京開始的,反映著一種奴性心態。

心態決定了命運,在習慣搞鬥爭而到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政治環境裡,任何對掌權者施壓的舉動都是「反動」、「反革命」。以奴性心態面對獨裁政權,是很難有贏的可能。不過,到了那個時候,比北京學生更具奴性的大部分香港人根本不太關心北京是在發生什麼事情,媒體也沒大幅報導。

直至人民日報發表四二六社論,指摘學生運動是一小撮人在幕後陰謀挑起的動亂,北京學生與中共暴政的對立升溫。香港大學一小撮基督徒,在一個名為Open Soul的小組帶領下寫出第一篇大字報,聲援北京學生並抨擊四二六社論,引起了港大學生會及少數人的關注,這是香港整場運動的序幕。

及後正值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的五四運動七十週年,小組更連日以大字報形式介紹當年的中國學生如何追求民主與科學。大家不要忘了,一九八O年代中後期香港的學生運動早已式微,早年的左派國粹份子已經踏入社會成了各界菁英,也是後來主導支聯會的部分骨幹。當時的學生組織大多都以辦舞會及其他康樂活動為主,原以為有多一點的宗教與道德情操之基督教可能會發揮一點良心,但在保守福音派的主導下,大部分基督徒都只關注「屬靈」的事,對「屬世的」社會事務興趣缺缺。

但作為最反動的基督徒,高度參與香港反動行動在所難免。

到了五四,當時北京的學生組織開始有系統的全國串連,除了反貪腐之外,學生亦以五四精神要求民主,及後獨裁政權延後對話導致學生決定在戈巴切夫五一五到訪前絕食。行動升級也引發香港大專院校學生組織的聯合行動,有的甚至直接到北京支援。

與此同時,香港各種心向中國的教師、律師、社工等專業團體之領袖也動員群眾加入,支聯會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成立,不像北京及各地的行動都由學生主導,香港的行動後來完全由親共的司徒華之流所主導,有份參與的學聯也是心向中國的。在兩次百萬人遊行中的口號只針對強硬派的指標人物李鵬,只有李鵬下台,沒有鄧小平下台,或是推翻中共的標語。

重點不是運動被騎劫,而是騎劫的人是親共「愛國」人士,於是後來藴釀的大罷工也因為那些人太愛國而胎死腹中。

支聯會已淪為中共粉飾太平的道具

作為一個統派團體,支聯會全名是「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一個聲稱代表全港民眾的組織當然會一廂情願希望全港市民年年進貢,加入愛國行列。對中共而言,一個毫無殺傷力的支聯會之存在正好告訴全世界中共有多麼的寬宏大量,只要愛國,一切好商量,因為愛國就很難反共。

現實是中國民主運動早就結束了,只剩愛國儀式,支聯會每年六四遙望他們的「祖國」,冀望有一天會有民主。可是,目前中國的人權狀況已經到了慘不忍睹的情形,不反共的支聯會及泛民實際上已經淪為中共的附庸。

香港有關六四紀念的爭議近年不斷昇溫,今年由於似乎所有大學學生會及相關學生組織都不再參與支聯會在維園的燭光晚會,引來不少支聯會成員攻擊,彷彿不參加他們主辦的活動就是不支持中國民主,不參加他們的活動就是不團結、搞分化,這樣就會令中共最開心。

其實最令中共開心的是,支聯會每年都辦一次愛國派對,以奴才心態呼一呼「平反六四」之類的口號。為了合理化每年的愛國派對,支聯會成員近日更發起一份「悼念就是抗爭」的聯署,先不論當中的歪理,如果支聯會運用民眾進貢的銀両每天派人在中國旅客出沒的鬧區擺街站悼念六四,告訴他們中共如何在六四殘殺自己手無寸鐵的人民,那麼我會相信「悼念就是抗爭」,否則就別假惺惺,使六四淪為每年吃一次人血饅頭的日子。

說到做到的我今年六四會在台灣到中國客甚多的日月潭去發傳單告訴他們中共的暴行,或許這也是世界各地有心人士可以做為「紀念」的方式。中共再不倒,世界不會好,這是一個必須認清的道理。

作者為台灣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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