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革命有理 取消原居民 政治? 一橫一直,錯嘅瞓低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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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做香港眾志的傳聲筒,登文都是政治大於一切。多年來只顧賣萌的周庭現在也學人寫論述文章,講原民居丁權,一句「所謂傳統其實只是殖民政府建構出來的事實」,充滿了文化研究的解構味。

事實上,也有網友找到另一個學院中人有一篇差不多的文化研究論文

有眾志中人曾自謂,這是個「中間偏左」的政黨。三言兩語就說丁權是無中生有的特權,要取消了港人才能規劃自主,不只是偏左,而是極左。將原居一律簡化為「英國人分而治之的統治術」,無視當中有依據習慣法承認王朝時代土地業權的補償,是一種知識和認識的犬儒。

作為一個社會科學的門外漢,都知道丁權有新界六日戰爭的實在鬥爭壓底;新界仔如我久住的新界新市鎮,要得到原民居讓路才能成事; 奉行習慣法的英國政府當初要謀取新界,沒有先例可循,便要訴諸依據《大清律例》甚至《明律》的土地契約。新界與香港雖然一體,但土地人民來歷不同。英國沒有搞土改,沒有像美國人闖入印地安人土地殺殺殺,即使當中有權術的考量,你不得不說當中有一點契約文明,或者說當年那群鄉紳幾夠力。

當年鄉村的結構順利過度,被外國的人類學家視為寶藏,在二戰之後要專登來香港研究漢人鄉村。因為中國有大土改,而台灣也有清鄉,加上本身的原住民,都不是原本那一套。

打土豪就有地

而周庭乃至她的黨友,在香港主權移交之後出生,耳聞目染的都是中共史觀的香港史,「放學DSE」式的香港史,自然認為丁權就是特權,公義就是共產式公平,大家都沒有土地業權就好了,空出來的土地還可以大興土木起樓,幫助城市人上樓。

巧合的是,大公報在二O一三年也有一篇評論,指原居民丁權做成房堅屋短缺,配合梁政府的盲搶地指導思想,認為一旦動除丁權,就可以解決香港人的住屋需求。

黃之鋒那一代人不認為自己是紅衛兵,認為自己相信普世價值、讀一點文化研究,左右逢源,長期在泛民叔叔姨姨的護翼下與「本土派」保持距離,就不會墮為「激進」。然而這篇文章那一切皆建構,一切可推倒的思維,是多麼紅色、多麼革命,令人心馳神往。

我不是「抹紅」,要是可以取消丁權,將圍頭佬拿出來批鬥打死,打土豪、分田地,都是一個大時代,是有種的;如果不是將丁屋裡面的人鬥倒鬥臭,將原居民滅族,又怎麼在二O四七年之前取消丁權,怎麼還香港人一個土地正義?不分他們的土地,香港人又怎麼解決住屋需要?

有人絕口不提中國殖民

每日都有一百五十個中國人殖民香港,其規模之大、時間之久,比起歐洲人殖民美洲、日本人殖民東北來得安靜,為禍更烈。周庭和她的黨友,對於香港如何處理中國問題和中國人,往往避而不答,以「超越狹窄國族主義」、要「多元」之類的DSE話語來逃避。中國殖民香港,令住屋問題杯水車薪,根源就是要「源頭減人」,但泛民卻說是法西斯,眾志眾小弟弟當時及現在都沒有反對泛民如此攻伐「源頭減人」之議。

中國殖民香港,周庭之流一句不說,卻去打丁權主意,是不是有點不對準政權?我對原居民毫無好感,對丁權亦十分葡萄,但崇尚「不要人民鬥人民」的泛民社左,對周庭這種暗藏的打土豪思想,好像沒甚麼反應,當然他們顧著去平機會打一些更加乞人憎的論敵。黃子華的說過魚蛋論,現在周庭「原民居解構論」,其實是說原民居的魚蛋醬汁比較多,我們要lam走他們的,這才公平公義。

不如再打新界戰爭

我們一邊說想要九七年之前的權益可以保留,一邊又說一八九八年之前的原居民權益要推倒,是不是有點矛盾?當然,如果我們高舉革命,城市包圍農村,香港的土地要重新再分配,革命,是講得通,我們城市人也歡迎,甚至也要參戰。政治? 一橫一直,錯嘅瞓低囉,企得番喺度嗰個先啱晒,係咪咁話?

但根據秘書長黃之鋒的非暴力教條,要問一句,香港眾志沒有槍有沒有炮呢?要一切重來,非建共和國不可。香港眾志其實是不是香港民族黨的fans?如果有權利就是特權,那麼一國兩制之中,香港人對比起中國人是不是有特權?

原民居當中有不少人發展成土豪劣紳,不事生產,勾結地方黑幫,提出取消丁權,是很「市場導向」的主張,一定有掌聲的,但有掌聲的事情不一定講得通,講不通也不要緊,現在「一切為建構」的立論,極其危險,它甚至可以取消香港人——香港人這個身份,也是歷史建構的,你也可以說是一種特權。

講大少少——人類也是被建構的

一切皆為建構,並且不義,是非常紅非常革命的想法,也不是時興的東西。法國殖民柬埔寨的時候,推行過獎學金政策,保送菁英去外國深造。這班菁英去了法國,去了巴黎,和法國的共產黨和左翼份子混熟,有的參加巴黎的學運、入過不同地方的共產黨,帶回「公平公義」的願景回國,建立了柬埔寨共產黨,所謂赤柬。

赤柬當權之後,將所有城市摧毀,將所有赤柬以前的文明瓦解,殺戳所有知識份子、教師、醫生、專業人士……全國進入所謂的紀元元年,year zero,概念來自法國大革命之後,諸革命家砍了國王的頭,制定了新曆,當年便是共和一年,Year I。

為甚麼要這樣做呢?因為資本主義文明、道德、規則,以至統治柬埔寨多年的佛教思想,都是建構出來,沒甚麼神聖不可侵犯,人的意志可以隨意改造這個世界,如此的豪情壯志,正是革命的氣勢。結果是柬埔寨「自決」了,歷史學家Jean Lacouture認為柬埔寨是「自我滅絕」,self extermination,不是determination。

革命固然殺了很多人,大量的集中營,經濟學的博士,搞到全國大饑荒,赤柬倒台之後,柬埔寨也無法重建,因為知識階層、僧侶寺廟都殺盡了。現代世界的大災難,都有一句「一切都是權力者建構出來」,在人權不斷發展的時候,所謂的上帝、王權、風俗、歷史,甚至文明本身、知識本身,全都成為被解構的「宏大敘事」,而人權甚至人類本身,最終也成為被解構的事物。

人權的建構,來自神權的解構、民族的建構;人的建構,來自王朝的解構,國家的建構;此消彼長,但時鐘行得越來越快。神聖的事物越來越少,一切都是物,之後變成某個變幻無定的結構的一部份。這些就是知識份子對世界的貢獻和毀滅。知識越多不一定越反動,但可以肯定的是——知識越多越能毀滅。

結語——無智無亦得,好高

我很討厭現在要由我來說這些保守主義的話,但我發現現在不一定是高級知識份子才能激進,現在港專和公開大學那些不願做project的朋友都可以比我們在思想上激進十倍。我不認為周庭會明白我說的話,但這就是激進,「非智」(not-intelligent)本身就很激進,很post-modern,是一種對文明的對抗,是好有型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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