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同類的感覺來自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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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二O一六年,但吳文遠還會上老媒說,本土派跟社民連的分別,是「本土派用人的出身去判定人」,而社民連則不會。梁天琦早就公開自己母親來自中國,一直沒人攻擊;到拿到六萬多票之後,左社運界如獲至寶,大造文章。

為甚麼到二O一六年,社運界還是彷彿活在平衡時空,還會以為「世界公民」是一個值得自豪的身份認同。

「本土就是願意融合、建設,不講你來自哪裡」,會陷入非常唯心的困境,香港身份、香港主體會變成人言人殊的東西。與其說香港人「排外」,不如先看看中國政府如何有意識地通過單程證移民、逐步滅絕粵語教育、推廣簡體字,以將香港在文化上消融。

港人對中國的人、事、物戒懼不已,被國際公民教派指斥為排外,但這其實是一種正常的反應。引張崑陽言,這在Will Kymlicka的理論中,其實是中央政權強推「國家民族主義」之下,被壓迫的地區自然產生的「少數民族主義」。

如果將香港人間或粗野失控,歸究為他們天生排外、天生邪惡,而忽略中國在人口和文化上滅絕香港的大政策,是論述批評的不對等,而這種不對等,不論是有心或是無意,都是正在助長這種文化侵略國家政策。也許在左傾的意識形態中,民族主義一定是反動、霸權、甚至是虛無的。但這就是左傾論者的問題——它十分唯物地否定了民族主義,從此就不面對民族主義的真實存在,不檢視民族主義在弱勢群體反抗霸權時的積極作用。以至視任何地方一有民族主義,就自動歸入納粹德國排外法西斯一類。

這是他們閱讀世界的天然缺憾。這種缺憾,是基於西方在近代的歷史和學術基礎,所產生的問題。因為民族主義興起,導致德、意等地區民族建國、大帝國瓦解、戰爭連連、兩次大戰,因此,他們傾向認為任何民族主義最終都是霸權,所以任何民族主義興起,都要口諸筆伐,殺滅於萌芽。但其實這種想法十分白人主義,一種假裝背負了白人原罪的錯覺,他們認為帝國背後一定是民族主義,但亞非拉反殖不也是靠民族主義嗎?但他們便會說,亞拉非是階級鬥爭……事情肯定不是只有一面,沒有民族,怎麼辯別你我,怎麼反殖呢?

用梁天琦母親的例子來說,她的兒子成為「暴徒」,在一場被中共定性為「分離主義」騷動中被拘捕。不管願不願意,她都被迫跟深址河以北的中國對立起來。她應該不是資本家階級,所以跟中國的聯繫也不會太多,只算有,現在都已經萬事皆休,必須斬斷。我們頓時就覺得,這些人是可以共負一軛。

主導我們對「是否自己人」的感覺,最大的動因,其實是他們有沒有退路,是否跟中帝國糾纏不清。

中共建制之後,好多中國人逃難、游水到香港,背叛了社會主義中帝國。除了少數之後又跟中共談笑風生做生意搞政治,如劉夢熊之類,大部份難民當時掙脫自己的原屬,奔向一個(當時)徹底對立的世界——香港,這個叛逃的行為,令他們不再是中國人,他們與我們命運共同,因此我們產生同類的感覺。

「不是中國人」不一定等於「是香港人」,中間仍有一段距離,但無可否認的是,「不再做中國人」,是正在冒升的香港人身份認同一個很重要的部份。因為在實際的政經脈絡中,這兩個地方正在一場大衝突當中。

因此,香港人討厭自由行、土豪、走私人,固然是因為他們的行為本身可厭;但更深層的問題是,這些中國人是過境就走,他們享用香港的某些方便和安全,但不會承受這裡的地土,因此,我們對他們份外不忍容,也不認為可以教化,必須訴諸規則和刑律。

我們教化,他們幾天後就走,我們甚麼也得不到,教化的成本無法回歸香港本身。

這些輕省的旅人,與「世界公民」一樣越來越令人可厭,是因為我們了解到,我們是主人,而他們是客。中國人到香港旅遊,狂言「沒有我們購買香港完蛋了」,因為過幾日就走,自然可以狂妄;而「世界公民」,則是一個美化「心無所屬、身無所歸」的詞語。

一個人與某地的聯繫越多,就越脆弱;後路越多,忠誠越少。「是某國人」的成立,總是以「非這國那國人」作為輔證。世界公民,即非公民。

如果你將中國人的事情當成自己的事,或者是四處旅居的世界公民,你不能說自己有多香港人,因為這「香港人」背後沒有割捨,沒有選擇,因此沒有重量。

很多人在法律上都是香港人,但他們四處走,後路多,你知道有大事的時候,說不準他們會走,如果你只剩下這裡,你會不覺得自己跟他們有多親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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