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病理與藥物 解構和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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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學生自殺,公眾(又)開始關注「情緒病」;貌似激進的社運人,(又)開始談論精神病是藥廠的資本主義陰謀,其實精神病人根本不應食藥,然後解決辦法最後拋到一些很空泛的左翼理想主義願景:要建構一個不以競爭、生產力為絕對價值的社會……之類。

貌似激進的左翼,以及崇尚「自然療法」的New Age人,都有否定精神/情緒病存在的傾向,以其求個體之解放。這似乎是福柯以來的傳統;知名的《瘋癲與文明》就洋洋灑灑講了一本。

「情緒病」有社會規訓和壓制的意味,但貿然將「精神病」解構,講到藥物全屬陰謀,則十分不負責任。精神病是需要小心區分開出來,精神病不是情緒問題,是精神無法自理,或有自毀或傷人問題,如果不以藥物控制,便是跳樓自殺、周街斬人之類。

社運人講兩句去解構精神病十分容易,但不知道他們有多少跟藥物和醫療體制搏鬥的經驗;固然醫療體制有其傷殘病者的一面,但藥物能夠在千瘡百孔的現實環境暫時緩解病狀,又是實情。固然長期服食精神藥物會改變人的身體和大腦,然而,講一句「一切都是藥廠圖利」,實在非常傲慢,好像病人對此毫不知情。有頭髮邊個想做癩痢,如果病人有選擇的話,又怎會以身餵毒?

這些說話太輕省,一聽就知道講者不活在那個處境。他們大概不知道戒藥的感受,不知道號稱「昌明」的醫療體系根本對大腦問題束手無策,藥物是最差但救你一命的東西。如果有人跟我說,他要食藥,我不會說甚麼,因為我知道他已經去到最後一步。

精神病不是講玩,不是用來給你論述和解構的遊戲;那是不能玩忽的生命和感受。

「情緒病」是另一回事。

學生自殺多了,人們就多談情緒病,當中或許情真意切,但一切都是維穩。

尤其是,當有自殺者留下遺書,確實控訴社會問題的時候,人們仍以「情緒問題」去理解,集體社會對自殺者的操作,十分邪惡。其實「情緒問題」背後乃是現實問題,大部份人都是因為現實出了困難,導致情緒受困;天生出問題、難以根治的人,列為精神病,要區別出來處理,就是這個原因。

這些自殺的學生,受害於社會體制,多於原發性、遺傳、大腦物質異變的精神病。但社會談論這個問題,為了逃談自己手上的屠刀,便以「情緒問題/情緒病」稱之,故作天真的檢討輔導機制,彷彿真是一種類似感染或者鼠疫,將他們一個一個殺害——事實不然,事實是他們的死是according to the plan;等於考試就是要淘汰一批人;而自殺不過是「淘汰」的具象化。

如果痛苦是來自現實,就應該求現實之改造。如果你不快樂是因為沒錢,你應該去搵更多錢,而不是接受輔導,因為輔導不會改變現實,令你痛苦的人和事繼續活得好好的。

在這個類別下,食藥只可以緩解於一時,集體的不人道,變成了個人的問題。「情緒病」的創造,分類越來越細緻,背後是一套越發精密的一套醫療程序。你不快樂,身體出了問題,我有一套程序去處理,將事情規限於醫療體系中解決。

一切問題,都變成病者、醫者、藥物、藥廠之間的配合度問題。

然而,更大的問題,可能是現實、可能是社會,而「情緒病」的分類,乃至NGO式的「喚起關注」,其實是刻意革除個人負面情緒背後的社會因素。等於主流社會解釋貧窮和富貴,往往視之為個人殆墮或者努力,而刻意掩蓋了背後的大環境。

我發現這個問題,是因為在佔領期間,自己不再覺得有任何鬱結,而有很多人都有類似的感覺。那麼,這個不太科學但又很真實的個人感覺,或者可以解釋,我們對情緒(病)的理解,往往是太過個人化,而這種理解往往是維穩的,甚至令病者恆常自責——我好不起來是我的問題。

社會動蕩,為甚麼反而給很多人寧靜和希望?於是你發現了問題何在。

食藥不一定壞,但人的確也可以不食藥——只要你除去了令你悶苦的東西。那不一定容易,但那不一定是你的問題。如果你經常流血,也許你是戴著荊棘的皇冠,只要你除下它,就自然不再流血。沒甚麼奧秘,不一定需要神佛。

如果荊棘還在生長,你食多少藥都無用。

我傾向視心靈雞湯、身心靈之說為虛無主義,因為出路永遠在現實中。心靈本無一物,需要刀耕火種、大破大立的是這個由人組成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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