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啞港女。霍千琳 : 教育從業員與性工作者

Share This:
  •  
  •  
  •  
  •  
  •  
  •  
  •  
  •  
  •  
  •  
  •  
  •  
  •  
  •  

logo image by Rex Pe

classroom小時候,我們稱老師為「先生」,除了英語老師以外,我們都稱老師為「陳生」、「李生」、「區生」……所謂先生,即指有學問和德行的長輩。許慎在《說文解字》裡說:「師教人以道者之稱也」,「師」這個字,是對那些教人懂得道理之人的稱呼。然而,今天有多少人能夠擔當得起一聲「先生」?

有很多有學問的人都曾擔任過老師,民國時期如魯迅、周作人;近代的如盧瑋鑾 (小思)、練乙錚等等,但香港是個愈活愈回去的社會,大家現在都只當教育是量化生產的工業,受罪的不只是硬遭倒模成型的學生,老師亦成了用完即棄的施工者,因為政府口裡不敢說但心裡卻想:只要統一課程內容,以同樣的肥料灌溉學生,縱然這些幼芽有好有壞,可是施肥者的角色即使退到牆角也沒關係。我們這一代人,都是從流水作業的生產鏈上畢業的,之後用一年半載唸個教育文憑,就能用那點不夠斤兩的銅屑來鍍成金身,出去當個教書匠。然而就像如今名不副實的大學畢業生一樣,用不著學富五車,甚至平日連書皮都不沾一下,也可以被稱為「老師」,儘管他們對公開試的內容技巧瞭如指掌,但與博學儒雅離得很遠。

現在「妓女」是說不得的禁語,政治正確的叫法是「性工作者」,同樣地,今天也有愈來愈多老師被稱為「教育從業員」,其實「性工作者」和「教育從業員」都一樣,都不過是將其工作性質平面化,說到底,不過是打一份工而已。所以我們不得怪責有些校長和校董以老闆自居,要求旗下員工兢兢業業,聽聽話話,同時跑跑業績,在「殺校」的陰霾下,老師要四處「拉客」早就不是新聞。

而且,在全球化的年代終身僱用早就成了陳年舊事,教育從業員自然也得追隨經濟大氣候,新入職的老師基本上都是合約員工,即是在一、兩年以後,老闆甚至不需要一個令人心悅誠服的理由就能將你解僱,但不一定是你做得不好或得罪了人,可能只是單純地沒有錢。我們的政府雖然有能力慷納稅人之慨追加幾十億捐給四川官員,卻是沒有錢施捨給本地人改善教育,死活不肯落實小班教學,對本地師生狠下心腸算死草,搞「縮班」變相縮減老師人數,不再資助通識津貼令上千名教學助理面臨失業危機,平日就算肯撥款都不過是擠牙膏似的一次性的基金,令「教育從業員」隨時都會「不獲續約」。新生代老師變成了富士康的工人,他們隨時都會被掉棄,朝不保夕。

全港打工仔都慣了朝九晚七,multi-task得來要efficient又要無償OT,在香港當老師的還好意思只能專心教書嗎?教改之下,焉有完卵?課程改來改去,要處理的文件堆積如山,還要加入無日無之的評估 (你以為真的是評估學生嗎?少年,你太天真了)。在這種情況下,老師上課照本宣科,下課做做行政工作,偶爾和學生吹吹水,已經算是很盡責了。我不是說那些老師很hea,他們很可能忙得沒日沒夜,但我只是疑惑學生在他們身上學到多少,忙是代表自己盡責了的自我滿足,還是代表學生真的在他身上看到睿智的啟迪?如果忙得連看書都是奢侈,身無文墨,何以授之?那不是個笑話嗎?智慧的累積不是靠你進修了多少時數得來的,盲目相信那些cert的價值其實代表無知和自卑。睿智需要用沉靜來養,營營役役忙得腳不沾地的注定得不到。

如果一個老師的價值硬要用忙碌來衡量,那麼教改真的很成功,某些學校都很成功,然而學生得到的就是一個「教育從業員」,而不是一位「先生」,儘管當中仍有資質上佳的學生,但他們很可能只會培養成為香港人慣有的smart ass。

鄧肇堅中學校長戴德正在2013年4月29日的《信報》專訪說:「教改下需作很多即時評估,老師應付文件已疲於奔命,如果校長不做一些篩選,老師根本沒時間和空間與學生接觸。所以我想我一定要做好一把傘,為老師撐起一片天,讓他們能做我以前在課室做的事,真正做到用生命影響生命。」

屁股決定腦袋,能說出這樣的話已經很了不起。


Share This:
  •  
  •  
  •  
  •  
  •  
  •  
  •  
  •  
  •  
  •  
  •  
  •  
  •  
  •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