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 Tam : 歷史的悖論和諷刺令人迷途 ——剖析晚年杜葉錫恩立場親共的深層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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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香港老照片及中文大學

香港英殖時期一代公義鬥士杜葉錫恩離世了,相信眾多曾受惠於她協助伸張正義的市民都深感不捨。她曾是廣大市民心中敬重的、熱誠為民請命的社會運動家,甚至被冠以「民主之母」的稱譽。可惜她晚年支持香港回歸中共政權,以及其後親北京的立場,為她一生的最後歲月,蒙上廣受爭議的遺憾。

然而,她的親北京立場,實與她骨子裏一貫信仰、秉持和實踐公義的人格相一致。這種說法看似悖論,因為中共管治中國六十多年殘暴欺壓人民的紀錄,令眾多正義之士唾棄,而信仰公義的杜葉錫恩卻不在此列。要理解她的思維和情感,莫過於聆聽她的心聲——翻閱她兩本重要的著作,一是她的自傳,另外是她在九十歲高齡,回顧香港殖民統治及至九七回歸後初期發展、並談論對民主制度看法的《Colonial Hong Kong in the Eyes of Elsie Tu》(中譯為:杜葉錫恩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

在中國傳教目睹西方人的歧視與傲慢

杜葉錫恩是英國傳教士,1948年到中國江西傳教,三年後因中共對基督教的箝制,遂與其他傳教士離開中國前往香港,繼續傳教工作。她打從心底抗拒她祖國不公義的殖民國策,同情被殖民的國家和人民。在她的自傳中,詳述了在中國期間,看到西方傳教士如何歧視中國人和享有特權,讓她心裏戚戚然。例如傳教士可以在夏天到山上避暑三個月,獲得一流享受,但教會裏的中國人則在山下的悶熱天氣中淌汗;有傳教士不願與中國人同枱吃飯,有的甚至在中國傳教數十年,卻從來不准許任何一個中國人踏上其門階。杜葉錫恩自言當時把這些深埋心底,卻感痛苦難過。日子久了,她才知道外國人在中國如何欺壓中國人:「但我們一點都不知道外國人的所作所為,惹中國人沒法容忍,因為英國歷史書上很少提及這些事,就算提及,也是委婉地幫着英國人說話……到了香港以後,我才知道外國人在中國的胡作非為。」

到了香港,在五、六十年代的赤貧時期,滿街從中國逃來的難民,普遍沒受過多少教育,全為窮苦弱者。她親身目見、經歷當時殖民英官及其下的政府,如何貪污腐敗,欺侮惡待香港人。她所創辦的學校希望獲得政府支援和撥地建校,卻被政府警告,獲得支援的條件是要她收聲,不再公開批評貪污問題。由於貪污嚴重和管治腐敗,造成冤案累累,她就親身處理過一百多宗法庭冤案,大多涉及警員濫權及法官一面倒相信警方證據,而誤判被告的弱勢一方,以致英殖時代所謂的法治制度,根本無從彰顯公義。她亦深感當時社會不公義的根源,是在立法局內,完全沒有民選議員為民喉舌,她曾就此於1966年遠越英國向國會陳情,要求讓香港的立法局設民選議席,但卻被告之,英國不會這樣做,因為當時距離九七租借香港期限不遠,不想有變。這些經歷印證了英治香港時期的一個真實面向——曾幾何時,民主和法治,在香港兩者俱無。

五、六十年代的英殖香港,民主與法治俱無

在這個事實下,加上也許是杜葉錫恩同情被殖民者的一種情意結,以致後來九七過渡期港督彭定康推出政改方案,大幅增加立法局的民選成份,跟中方決裂,拆毀令香港順利過渡九七的政制「直通車」,在杜葉錫恩眼裏是傷害香港,亦是彭定康的偽善。因為在她看來,英國管治香港一百五十年,從來沒有給予港人民主,卻在殖民的最後歲月,忽然民主,暗盤是希望英國勢力於九七在香港後延續。同時,中國在基本法內承諾有選舉成份的政治制度,確實較過渡期之前的英殖時期,港督由英皇委任、立法局只有委任議員和官守成員,民主得多。她真心相信,英國九七前的香港政策,以及支持彭督方案的人,是要締造英國在港的後殖民勢力。

在《Colonial Hong Kong in the Eyes of Elsie Tu》書中,杜葉錫恩記述,曾有一名英國在港的商業巨富接觸她,表示不同意香港回歸,希望她支持他的立場,但她在書中截然寫道:「……but he should have known that I was not at heart a colonial, in spite of my British origins.」(但他應該知道我打從心底裏就不是一個殖民主義者,緃然我源自英國),她更相信這位巨富也有游說過所謂民主派的人,而她看民主派人士亦是親英反中。

不明白港人的戀殖情結

杜葉錫恩大概未能掌握港人的民心背向和民情,是何等恐懼和厭惡中共的殘暴獨裁政權;因此,她不明白在她眼中只是「少數」的民主派人士為何眷戀不公義的殖民統治。她在《Colonial》一書中提到,她在港的教學生涯中,在教授歷史並談及鴉片戰爭時,她感到相當尶尬;當學生憤怒地質問她為何她的祖輩要如此對待中國,她答曰英國的所作所為完全錯誤。因此,她自言香港回歸時,一些政界人士(指民主派人)似乎情願選擇殖民統治,一點也不為結束殖民而感高興,她為此感到驚訝。

她不單痛恨英國和西方列強十九世紀的殖民國策,更對當代英美的帝國主義向其他國家擴張勢力,以滿足一己私利而痛斥一番。她廣泛閱讀世界時事,在《Colonial》一書中連篇累牘述說了美國干預多個南美國家的內政,參與發動政變推翻當地的民選總統,然後支持獨裁者上場,為的是控制該等國家以為美國圖利;又提及非洲和中東國家,如何因英美等西方國家的介入,弄致滿目瘡痍。因此,她自言她堅決相信不應干預別國內政,每個國家都應由自己解決內部的問題;她高興中國在過去數十年不受外國干預下發展,同時希望中國以後都不再受外國干預。

西方的民主實踐違民主原意

在書中,她用了13個篇章闡述了她對民主的理解和期望,認為當代西方國家實行的民主,實違背了民主以人民為本的原意,而只是「政黨主治」(party-ocracy)和「資本主治」(capitalist-ocracy),因為民主選舉工程需要大量資金,參選人和政黨須依仗大財團捐款,一旦當選,要回報的就是大財團,而非向大眾國民和公眾利益負責。

出於對殖民本質的痛恨,她不明白香港民主派人士的「反中」立場,對他們有一種動機的推測,認為他們在殖民時期沒有為香港的貪污和不公義大聲疾呼,卻在香港回歸前突然冒出頭來,是為了私心和權位;又指他們以為一人一票選舉,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靈丹妙藥,實屬幼稚。

杜葉錫恩從個人一生的親身體驗出發,以及對公義的執著,令她痛批殖民主義,因此對香港回歸中國感到是理所當然和公正的事;而對一切「反中」的人和思維,都認為是親英者要延續英國管治勢力的陰謀。也許在這種信念框架下,令她後期支持連串港人猛烈反對的、被視為違反民主的政策,例如支持為基本法23條立法、支持國民教育、反佔中。

歷史充滿悖論和諷刺

可惜的是,歷史充滿悖論和諷刺,令杜葉錫恩對現實作出了誤判。的確,殖民的本質就是欺壓別國以撈取利益,活脫脫不公義;理論上,殖民政府惡待被殖民者,受害國民被解放回歸祖國,是天經地義的好事。只可惜中國在共產黨統治下,惡政連場,人禍不絕,戕害異己,殘暴人民。上世紀大多數香港人從中國逃難而來,充滿抗共拒共心理;而對比香港殖民的不公義,中共的惡政更為不堪,以致香港出現戀殖情結,這就是歷史的悖論和諷刺。杜葉錫恩未能理解這種民情,令她晚年迷途;她亦不明白民主派人士「反中」,並非唾棄自己的國家,而只是「反共」。

她對民主派人士的陰謀論推斷,說他們沒有為殖民地的不公義出力,其實也不公允。民主派人士早年確有發動消除殖民政策的社會運動,例如中文運動,以及積極響應杜葉錫恩傾力倡議的「捉葛伯,反貪污」運動。要知道,今天的傳統民主派人士,在五、六十年代不過是小孩或少年,他們都在成長中,整個社會亦在貧困的掙扎中奮力求存,又怎有條件和能量向港英管治權貴疾呼?

有功有過,這才是人

然而,香港人仍應對這位反英殖的英國人心存感激。在那個滿街貧民的年代,大多數人都沒有能力抵禦惡政苛待的時候,只有她對受苦的弱者懷著悲憫與同情,鍥而不捨與港英官員周旋,甚至多次遠赴英庭為民請命,為民眾討回公道,改善貧弱生計,爭取民主;亦不計較個人得失與安危,不畏權勢地揭露貪污問題,最後促成廉政公署的成立,令廉潔德政成為香港精神。畢竟,有功有過,這才是人。而若將來歷史評斷杜葉錫恩晚年親共是一種過,那決不是出於她心中有惡,相反,是她的善良與對殖民不公義的厭惡,阻礙了她看見更大的罪惡帶來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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