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呂大樂極限

Share This:
  •  
  •  
  •  
  •  
  •  
  •  
  •  
  •  
  •  
  •  
  •  
  •  
  •  
  •  

lolui

最近呂大樂在《明報》有一篇關於雨傘「運動」的回顧文章。裡面講到,雨傘革命的成功與失敗之處,在於它情緒主導、不斷爆發,「沒有中間方案,也沒有什麽空間可以商量」,而且它是單一議題,圍繞政制發展。呂大樂說,「實際上『雨傘運動』的一個特點正是沒有強烈的社會訴求」,即政制之外的訴求,例如其文中所談的勞工、階級、性別、種族的訴求。

呂大樂之前提出《四代香港人》,為世代分際提供了基本分析框架。比起不少學者,我覺得呂大樂算是比較誠實。他講完這幾代人的分別之後,會老實承認,我們這一代是拿盡了著數、Privilege、處於建制中最好的位置,是時代的寵兒,至於你們要怎麼辦,你們要自己想辦法了——這畢竟比起很多佛口蛇心的良師要好,他們會騙你,上一代和下一代可以、也應該和平共處。

上一次我、鄭松泰、陳祖為和周永康在一個講座上就談到世代之爭。周永康充滿佛心、卻理所當然地認為,大家可以和平共處,互補不足。

但呂大樂畢竟承認自己在一個絞殺後代的機器當中。

呂大樂這篇關於雨傘革命的文章,也是充滿其階級立場的老實。然而他的盲點也在此處。他對雨傘革命「沒有中間方案、沒有強烈的社會訴求」的評論,建基於呂大樂本人的階級盲點。

他對雨傘革命的一些批評,我是同意的。例如情緒主導、沒有中間位置,然而他不談香港這種激進和單一氛圍的背景,是因為中共對香港政治社會經濟主體的干預,這干預最後在極保守政改方案上爆發,將雙方帶到毫無退路的鬥爭舞台。

他提出學生領袖將事情窄化為個人的情感經歷分享、泛民評論人將一切最後歸於空洞的「覺醒」,對具體問題的分析付之闕如,也是實話,但這篇文章最大的問題、或它「最呂大樂」的地方在哪裡呢?

呂大樂說雨傘革命「沒有強烈的社會訴求」,是建基於其高級中產、建制內知識份子的偏見和局限,因為是偏見和局限,所以他這個立論根本不乎現實,也做不到他在文首所說的希望「客觀」地評價事件。

呂大樂對雨傘革命的歷史觀,是以金鐘和泛民為中心,因此他會看到泛民的問題——流於情緒、排擠低下階層——這的確是戴耀庭、陳健民等人鼓吹的「佔中」的特色,但他也因此只看到金鐘這一邊,而得出雨傘革命就沒有動員低下勞苦階層、沒有將其利益納入議程的結論。

但問題是,在其論述中,旺角是隱形的,或被編入一套泛民式的歷史系譜。而我正要說,旺角這個抗爭中心的存在,恰恰可以指出呂大樂整篇評論的偏頗之處。

旺角是一個雙重抗議之地。它既反對中共和港共,也反對金鐘以泛民為中心的社運權力體制。因此學聯試圖到旺角接收陣地,也在群眾圍攻之下敗走。為甚麼有旺角呢?為甚麼旺角始終不受金鐘號令呢?因為旺角的群眾形成,有顯然易見的低下層和草根背景,因此同樣處於高級中產立場的區家麟,會說旺角佔領群眾是烏合之眾,不夠well informed

這些人參與於旺角的佔領,正是投下對泛民雙學版本的「雨傘運動」的不信任票。金鐘大台三番四次呼籲旺角撤離、解散,但不得要領,這本身就是毫無權力、沒有傳媒資本的無產階級對高級中產的抗爭。

無數低下階層參與旺角的保衛戰,例如裝修工人幫忙搭建防禦工事(在金鐘亦然)、阿嬸設立關帝壇等標誌事件,可見低下階層在行動中取回自己的歷史位置。低下階層、無權者透過旺角自我充權,取得「說不」的權力。他的參與、他的暴怒、他的不合作、他的「污煙瘴氣」,本身就是將其階級立場和利益帶入議程的最直接方法。他根本不用透過你在金鐘的大台,不用苦苦哀求有車有樓、中產以上的泛民政客,也不用等待中產子弟的雙學領袖的救贖。

如果只看金鐘,整場「運動」固然是單元、充滿中產階級取向。然而旺角群眾的訴求複雜得多。金鐘一班好食好住、等退休的中產要求民主,尤如爭取胸前多一個漂亮的襟章;然而我親耳聽到不少旺角的人會老實承認,他們根本不在意是否有特首普選那一票,他的生活太過不堪、太沒前景,所以走出來發泄,表達不滿。

葉劉好像也說過一句不無精警的說話,曰:佔領時期為甚麼千千萬萬的人出來訓街呢?因為在街上訓還比起在家裡舒服——這是充滿經濟物質矛盾的。呂大樂所說的那些「雨傘沒有xxx」,其實在金鐘外面是有的。金鐘沒有,不代表世界沒有,這畢竟是因為名流學者以金鐘為核心的淺窄觀察視野。

而最重要的是,他們的眼光仍無法超越泛民寡頭領導的社運模式。他對這個體制多有批判,但畢竟是以其為中心,他並沒有創立另一個中心,因為另一個中心沒有油水和著數,因此另一個中心的視野也不屬於他。

去年的事情,在我來看,實際上是以政治為爆發點的階級鬥爭,我甚至認為這場鬥爭的意義更多於「本土」與否——畢竟中國政治早已淪為象徵和口號已久。在雨傘革命中,各種階級(低下層——高級中產)和權力社群(社運老鬼——素人)的鬥爭,可說是政治動員模式的破壞性創造。

呂大樂最後不無安全的戴了頭盔,自況提出策略和深層思考,不必然就是「懦弱、妥協、退讓、忘記初衷的可疑人物」。我也不認為是如此。呂大樂的階級利益立場十分清楚,所以,尤如在《四代香港人》一樣,他能犀利的指出自身陣營的問題——但他亦因此無法捕捉去年的事態,是另一班人在牽制著局面,雖然鎂光燈聚焦在金鐘,但金鐘實際上是無關痛癮。港共看得明白,所以先清剿旺角,然後才接收別的陣地。

呂大樂推論誠實,但是結論始終偏頗,這也不是老實與否的問題。呂大樂在一個仆街的陣營中,也算是一個誠實的仆街,但這個階級一直以來都認為自己是主角,其對外界的變化自然反應遲緩。生老病死,連大公報都說要結業,一切在奔流,天人五衰,他們的風流和折墮最終必同負一軛。


Share This:
  •  
  •  
  •  
  •  
  •  
  •  
  •  
  •  
  •  
  •  
  •  
  •  
  •  
  •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