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海闊天空》的邊緣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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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闊天空》在香港流行,在台灣、中國流行,甚至馬來西亞流行,其原因並不是因為它振奮人心。恰恰相反,《海闊天空》是一首揚溢著不得志、抑鬱狀態的歌。它並不傳達建造的力量,它甚至不是一首歌頌自由的歌,「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是黃家駒對香港主流樂壇的不滿、憂愁,因為他在這裡找不到自由,所以才要去日本尋找——最終黃家駒在一個與音樂不能算是有關的綜藝節目跌倒,客死異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q9WmGx2QDY

《海闊天空》表達出來的,並不是自由,而是不自由的現狀、現實的無出路感。

這首歌在香港乃至華人地區流行,是因為尤其是香港人,就在這種對現實的無能,甚至自憐中。力的虛弱,形成審美。香港人對現實政治的無能、抑鬱和自憐,便在這首歌裡形成美學化的弱者光環。

為甚麼他們對這首歌「有共鳴」,為甚麼一代一代人熱愛這首歌,因為強盛的美學,已經過時;弱者的自憐,乃使「文藝」生生不息。《海闊天空》其實是一首沒有男女之情的情歌,它和八九十年代之後的情歌是一樣的,自虐和美學化的憂愁,暗合了整個時代的心理需求。《海闊天空》預示了九十至二千年代的自虐情歌,乃至今日的文藝「小清新」,其一脈相承的,就是後工業時代、開到荼蘼的現代社會所產生的不確定感、無力感。

藝術家之所以成為藝術家,因為他們善於捕捉這種無力,將它粉飾成一種時代精神——而香港實際上的時代精神也是如此。對大部份人來說,高潔的失敗,好過血淋淋的慘勝。他們可以接受自己天天喊「政權可恥」、「中共是殺人政權」,但是無法接受有人針對走私賊示威,然後令中共宣佈推行一周一行,並且打擊其國國內的走私者——縱然只是洗太平地式的。

為甚麼呢?因為在這個時代,失敗是天天都發生,勝利反而是不受歡迎的。一旦勝利來臨,他們反而不知所措。久而久之,香港人也不以勝利為目標,反以追求失敗。因為勝果是未知的、不確定的,而失敗卻是使安心的。

佔中三子提倡的佔領中環,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戴耀庭陳健民之流早已打開口牌,表示他們想像中的佔中,只是一場拘捕儀式;然而學生和民眾要真的行動,於是騎劫了事情,假戲真做佔領了;到警察發了七十多粒催淚彈,比泛民激進的學生也想走了,但是旺角有班人卻比他們更激進,更想假戲真做,於是便又把學生的假戲再真做了一次。這就是去年發生的事情。但畢竟社會的大多數,仍是追求《海闊天空》的意象,用電影評論的語氣來說,《海闊天空》是一個封閉的系統,它接觸到現實,卻沒有出路。

後現代的時代精神、後現代的美學,是失敗中的自憐和自慰姿態——它甚至不是真的自憐和自憐,只是姿態,它不真正撫慰人心。有人說《海闊天空》應該做香港的國/市歌,顯示他們認為自己的家是一個失敗的家,是準備要走的,是充滿離愁別緒的,自己的意志是要人原諒的、是不被接受的。

一個時代流行甚麼,作品就觀照出時代本身。羅文的《滿江紅》,就恰反映出戰後一代在極盛時的朝氣——那是北定天下、一朝收復河山。但這些歌,要有時代和市場支撐。在前途問題浮現、一代人挨出頭了,資產增值了,飲飽食醉,有能力移民之後,就沒有了流行的環境。因為在這個年代,怒髮衝冠是不有型的事;滿腔壯志是不優雅的事情;在後現代的風潮下,人對事情有個看法,甚至都是落伍的事情。現在我們流行的是多角度思考。在今日,最美好的生活態度,是恆常失敗,但是做一個優雅的失敗者,再喊三十年的政權可恥。像《海闊天空》的視點——我是邊緣的,我是高潔的、超常的,我不與世俗同流,我準備離去,再加上「不帶走一片雲彩」的美學包裝。

藝術家是美好的,但一個民族每個都是藝術家、美學家,它就要淪亡。因為每個人都自視為邊緣、游子、浪人 (社運青年熱衷到西藏、尼泊爾等冷門地方「流浪」抽煙),那麼再九流的勢力,只要實在的出力一下,就搶佔了主流,拿到了話語權。走私賊不是墨西哥那些有軍火的毒販、中共在香港不是在北京,它在香港人佔領時也不敢出兵鎮壓,為甚麼他們可以橫行無忌呢?因為香港人有一顆謂究文化、美學、藝術的心,因為香港人講究身段優雅 (這在亦舒的小說就經常說到),所以一切就失敗了,優雅的失敗,你值得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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