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嘉:《日本最長的一天》——集體意志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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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eror

看《日本最長的一天》之前,不禁想起此片的一齣雙生兒——二零零四年的《希特拉的最後十二夜》。兩者旨是直接反映德日兩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敗局已成,無力回天的最後日子中,以微觀的視覺描寫領導層之間對國家、戰爭、人民的看法。兩片的歷史描述有歷史學專著和相關的回憶錄為鑑,大致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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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德國畢竟是德國的非正常狀態,希特拉至高無上的權力,使他在失去常理之後還要行使個人意志,不論是將在柏林實施「焦土政策」,還是要史坦納以十分之一於對方的兵力強行進攻。當發現事實已不由自己控制之後,便在地堡中指罵四位元帥的叛國行為導致戰敗,即電影中著名的一幕「元首的憤怒」。宣傳部長戈培爾更明言毫不介意平民上前線送死,指這是他們自行的選擇。眾人或在地堡中派對狂歡逃避現實,或是各懷鬼胎為自己的利益盤算。相比德國在末日時的崩壞與失序,《日本最長的一天》呈現的,是一個國家如何行使集體意志,作出艱難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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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絡產生巨大影響力和改寫傳統的「元首的憤怒」(退聯版本

一九六七同片名的舊版本中,天皇只以背影或在遠鏡中出現,被塑造出一個神格化的形象;在本片中則被深入描寫,成為電影中三主軸之一。裕仁天皇對戰爭的責任在歷史界中的多有爭論,他既作為國民最高的效忠對象,卻又受制於軍國主義者掌控的內閣。戰爭結束後,盟軍最高指揮官麥克阿瑟堅持不對天皇進行戰爭審判,大概是功利主義地認為失去了天皇的日本,將更容易受到共產主義的衝擊。

戰爭責任在本片中的處理的或許因電影所涵蓋的時段而可被忽略。一九四五年的日本已毫無能力發動任何攻擊,全境不間斷地受美軍戰略轟炸機攻擊。美軍所進行的「戰略轟炸」更意味着工業區和民居等非軍事目標也被一併攻擊。臨急受命的首相鈴木貫太郎和旗下海軍已不復存在的海軍大臣米內光政皆多次指出戰爭已敗,投降是唯一的選擇。

沒有希特拉式的瘋狂,主張繼續作戰的將領,包括陸軍大臣阿南惟機和陸軍中的少壯派軍官,則寄望予在美軍登陸日本的「本土決戰」中給對方帶來重大傷亡而獲得有條件議和的機會。這觀點也大致正確。戰爭公開的文件顯示,美軍登陸日本本土的計劃「沒落行動」,以登陸南九州為基地,再登陸東京灣以結束戰爭。這恰恰對應主戰派的本土決戰概念,在全民參與作戰,「一億玉碎」的綱領下,史家推算美軍的傷亡可能高達幾百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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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的爭議只能無了期地繼續下去。在兩次原子彈轟炸和蘇聯入侵滿州之後,首相鈴木只能請求「聖斷」,即天皇的介入。在皇居的地堡中,天皇平靜地表達他接受以《波茨坦宣言》中的無條件投降。電影突顯的是天皇不忍看到國民再作無謂犧牲,並寄望日本民族能生存下去,使國家有重建的一天。當時日本仍無法判斷盟軍在戰後如何對待日本的皇室,故他不作本土決戰的賭博,選擇投降,也認證了他在最後的時刻將日本整體的命運置於個人之上。

歷史真相是否如此難以判斷,但卻是電影的有意刻畫。在得悉天皇已經錄音《終戰詔書》後,阿南惟機回到陸軍省,走過空無一人的走廊,奏起的配樂是Vera Lynn的二戰名曲「We’ll Meet Again」。由 「We’ll meet again, Don’t know where, don’t know when, But I know we’ll meet again, some sunny day.」歌詞承託起的,是電影製作人的歷史判斷。接受戰爭的失敗,以國民的福祉為考慮優先,是歷史上的正確決定。

阿南惟機以切腹謝罪承擔敗戰和屬下叛亂,和發動兵變試圖制止投降的畑中健二,所反映的是日本傳統的道德呈現。忠於天皇的狹義與廣義,透過電影中的東條英機說出,分別指服從天皇的決定和為了維護正義,即使以武力勸鍊天皇也不所不惜。阿南和畑中的行為詮譯了對天皇盡忠的兩個理解,電影也沒有抬高和貶低其中一方,而是選擇了平實的描繪兩人的決定。

歷史不必沉重,也不用煽情。日本在面對過往的戰爭創傷和不光彩的歷史,必然有深切的反省,才能拍出這樣的電影。投降前各方的掙扎和考慮,以天皇隱隱的樂觀中承受了最艱難的決定為總結。唯有忠實面對歷史,一個民族才能自信的在世上立足。日本相比起鄰國,顯然成功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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