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苑特約轉載】劉以正:尋找香港民族的道德勇氣——關於公民界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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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Giuseppe Milo

近年在港方興未艾的本土主義(localism),衍生了城邦論、民族論、獨立論等泛本土思想,與此同時出現熱血公民、香港本土力量、本土民主前線等以「中國人無權」或「港中區隔」作為口號與綱領的政治組織。

然而關乎民族(nation)一詞的操作,自從在二O一三年度學苑編委會出版《香港民族論》後,則鮮有再被嚴謹闡釋。惟該書已出版逾兩年,在香港社會急速變化之際,或許有些說法已未能近貼時局發展。雨傘革命作為香港民族史中的標誌性事件,承接二O一O年反高鐵、二O一二年反國民教育兩場大規模社會運動,改變了新生代的香港人的自我認知與身份認同,為香港民族主義的成長帶來了不可逆轉的趨勢,亦注定年輕人與其他世代的香港人將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

根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HKUPOP)的數據顯示,十八至廿九歲的年輕人對單純香港人身份的自我認同,由去年六月的五成三上升至今年六月的六成三;三十歲以上者則由三成八降至三成一,兩者差距達三成二,為主權移交以來最大的一次。

本文將嘗試以《香港民族論》所提出的香港公民民族(Hong Kong civic nation)作為寫作基礎,依循現時香港的社會脈絡,構築「想像的共同體」中的文化、政治意涵,並嘗試大膽劃下香港民族的公民界綫(civic membership),以論證香港民族主義在思想上、道德上的正當性,而非盲目排斥他者,與普世價值相悖的政體(polity),期望為當下面對中國因素的沉重壓迫的香港(詳見:制暴的美學:香港民族與中國因素),及困厄、苦悶、失去熱情與方向的香港人,提供一條自由解放的道路。

香港民族的生成,可以看作是香港人抵禦中華帝國主義的過程中握有的武器與籌碼。從其出現然後成長,一系列的演繹動態必然存有政治考量,然而此並非能以民族運動的結果判定,故當中共殖民政權或黨媒盲目以「分離主義」、「港獨」等修辭攻擊時,更顯出當政者對香港民族或將威脅共產黨治港的管治合法性的恐懼。

然而所謂政治考量,不過是香港民族渴望守護自我文明時,真誠的吶喊與宣告,好使其自由的價值與文化得以傳承,並持續展示與中華民族或世上其他民族不同的文化主體。

以粵語文化建立港人文化主體

要定義一個民族,必須先區分我者與他者,但區分的標準會根據不同民族主義理論的詮釋框架而變更。民族主義論者Anthony Smith認為,民族主義可簡略分為兩種:以種族、血緣、語言等由先天、隨機的因素作區分的種族民族主義,以及建基於共同政治生活、在地文化價值、自我身份認同的公民民族主義。

每當提到種族民族主義,想必會聯想到二十世紀肆虐歐洲的納粹德國。納粹德國的核心意識形態中包含一種名為血與土(Blut und Boden)的概念,其著重築建德意志裔血統與生活的土地的關係,並強調兩者是相連、不可分割的,繼而利用龐大的國家政治宣傳機器灌輸予國民。

血與土與德國浪漫主義者所提出的民族精神(Volkgeist)結合,輔以民族語言所生產的文化如詩歌、音樂,建構出強烈的種族優越感與保守、固定的內向民族身份,進而透過侵略、擴張、屠殺猶太人等手段吹揚德意志民族的強橫與優秀。

納粹德國的暴行是把種族民族主義推到極致的怵目歷史,此殘酷的歷史經歷使得現代人民否定民族所建構的現代文明生活,與族群想像。然而,公民民族主義提供了使民族概念再生的機會,其非種族民族主義的反面,而是以相較開放與自由的條件定義民族中的共同身分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

英國社會學家David Miller認為只要民族中的成員相信該民族的存在,該共同信念便足以孕育一個民族的誕生。由此可以引伸到Benedict Anderson所提出的「想像的共同體」,即使民族中的成員互不相識,但透過使用公共空間、參與社會事務、選舉政治代理人,以及共同的社會流動階梯等日常政治參與,讓特定政治共同體因循相同的公民價值與命運,培養休戚與共的族群記憶,在「每天的全民公決」(plebiscite)的過程中,使族群生命有衍生、成長、爆發、繼承的可能。

然而,無論是基於公民或種族意涵的民族主義,均必需具有強烈的集體意識與依循其歷史脈絡發展的文化體系。本文需要點出的是,在現代民族國家體系中,鮮有單純以種族性或公民性作為民族建構的核心,在全球政經一體化下,主權國家之間的人口流動性增加,移民的難易度降低,造成民族界線封閉的單一種族國家(ethnically homogeneous state)逐漸凋零,取而代之的是多元、包容度高的民族國家。

經歷第三波民主化的民族國家,諸如臺灣、菲律賓、東歐各國,依循其反帝國、後殖民、後威權路徑,建立具多元文化表徵、類近價值信仰的民族。

《香港民族論》提出,嚮往自由、法治、廉潔的香港公民,透過長久的共同政治行動,特別是在抵抗中國政府與其傀儡港共政權阻撓香港民主化的社會運動中,產生了記憶與情感。當中提到只要真誠信奉香港的核心價值,如自由、廉潔、法治等,以及願意以香港社會作為其首要貢獻與付出的社群,即可以被視為香港民族的成員。

此論點雖然看似包容及多元,但卻忽視了香港社會以華人為主的人口結構。香港民族主義縱然強調其多元文化性(multiculturalism),但觀乎香港公民社會的組織與發展,少數族裔的整合狀態仍然十分緩慢。以粵語和中文主導的媒體工業與社會運動,使非華裔社群難以參與,這在雨傘革命中可見一斑。由於外媒需依賴中文傳媒作第一手資訊,故往往未能實時報道且理解運動內部的微妙變化,變相使不能閱讀中文或聆聽粵語的非華裔社群隱約被排抗於運動之外,遑論與運動者產生共同心理。

Anthony Smith認為,真切的多元文化性,只能植基在本身以多元文化作為民族建構的框架的民族。事實上,在不能否定香港社會是以華人為主的前提之下,單以公民民族主義的框架詮釋香港民族並不貼切,也沒有嘗試理解公民社會的實質情況。本地約四十五萬的非華裔人士,特別是少數族裔,多站在公民社會的邊緣。

在公共討論中,少數族裔的聲音鮮有被吸納到論述當中,即使有,亦絕大部分是關於其就業、教育、權益等議題,關於政治體制與社會參與的議題,這些族群的聲音,相對上較零星與單薄。當兩個社群之間,並無有效地搭建相互回饋與溝通的橋樑時,若然再嘗試在族群之上築建「想像的共同體」,幾近天方夜譚。下文將試圖檢視美國民族的例子,比較香港民族在詮釋公民民族框架的不可逾越性。

美國民族作為公民民族的例子,擁抱不同族群的文化。藉著鼓勵不同種族的社會參與,代代承傳著平等開放、兼容並蓄的公民價值。惟Anthony Smith提醒,即使是美國社會,亦有信奉基督教的英人族群原型(ethnie)。然而沿著近二百年曲折迂迴的歷史脈絡,以及原來受壓迫的族群的在地政治抗爭,如十八世紀的奴隸制與其後的廢奴運動、六十年代黑人民權運動等,讓其多元的公民價值得以在社會重新整合的過程中,深根在每位美國公民裡,日復日的實踐與深化著。

而即使族群各異,美國公民仍然分享著相同的語言、符號(例:國旗)、特定的習俗(例:慶祝感恩節)與其民族神話:美國夢。上述種種聯繫起互不相識的個體,使特定的價值信仰能在公民心底發榮滋長,成為難以割裂的民族。

反觀香港民族的生成,是建立在抵抗中華帝國主義的併合過程中,所產生的命運共同體。其本質是反殖民、防衛性的。而渴求從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和價值信仰分隔開來的,多是從類近族群原型發展出來的香港華裔族群。在現時香港民族主義的脈絡下,抱持較堅定、高漲的的民族情緒的香港民族主義者,多曾陷進雙重身份(中國人、香港人)的予盾。這群人在自我否定為中華民族的一員後,勇敢地、無畏地以香港民族成員的我身份堅毅地走上追求自決自立的道路。

然而,非華裔人士本身即使是土生土長,亦難以理解雙重身份的思考關卡,故難以形塑濃厚的本土認同。藉著建立香港民族的文化主體,則可把遊離失重的非華裔人士吸納進香港民族的系統當中。

「只要有獨特的語言,就有獨特的民族」

十八世紀德國哲學家Johann Gottlieb Fichte曾言,只要有獨特的語言,就有獨特的民族。此說法縱使乍聽未有嚴謹論證,卻證明了一點,共同語言是建構政治共同體至關重要的因素。

粵語文化是香港文創工業的核心,以此創作的歌曲、話劇、電影、電視節目在諦結香港文化根基上起了莫大的作用,同時塑造了香港文化的獨特性。在民族建構的過程中,香港社會本質上並非多元種族共融,華人以外的族群囿於語言與政治文化的限制,在香港社會的話語權與影響力遠不能與華人相提並論。承認本土文化相對的單一性(homogenity),便應圍繞粵語文化作為深化香港文化社群的核心。

然而這不代表只有華人合乎此公民界線的描述,反而是為香港民族的文化面向定下基調,避免以擁抱多元文化作為看似包容、開放的修辭,實質淪為無根浮萍,與香港社會的實質情況脫軌失跡,長遠而言也難以為捍衛粵語賦予充分的正當性。

由此可推斷,只有願意學習粵語及擁戴粵語文化的移民才有條件被視為香港民族的一員。與香港其他本土文化及在地價值一樣,學習粵語文化的本質是開放的,它並無預設種族、血緣的條件,故在港成長的非華裔人士或新移民亦能習得。

確立公民身份劃清政治邊界

面對中華帝國在香港社會不同層面的侵蝕與吞併(詳見:《學苑》四月號-傘破返殖 陰霾歿港),以及阻撓香港人實現其民主願景時,港人在近年的社會運動表現了不願屈服於強權的堅決意志,接連的巨大動員就是最有力的憑證。

現時,香港政府不能掌握單程証審批權。換言之,香港地域上的邊界(territorial boundary)未能有效對外架設區隔的作用。香港長期作為移民社會,在中國經歷巨大政治震盪的時刻大量接收其南遷移民,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文化大革命等,每次均大幅影響香港固有的人口結構,導致即使是佔香港人口的大多數的華人,也因為各自獨有的成長過程與社會經驗而難以整合,遑論建構需要具備共同政治生活的族群意識。在不穩的人口組成與封閉的政經結構之下,亦難以為公民界綫劃界。

在不能理順公民界綫的局限下,則難以建立穩健與長期的政治共同體。

政治學家Margaret Canovan於《Nationhoodand Poltical Theory》指出,一地之公民並非只是個體的聚合,而是透過選舉、共識等方法尋找可以代表該地公民的政治代理人,為其爭取利益,並使其意見可以反映於管治與決策層面的政治共同體。公民身份一旦建立,則多世代相傳,意味著新生的公民將一同承擔該民族的道德與政治責任。此公民身分在民族利益受到威脅時,能成為最具有群眾支持的動員基礎。

故此,在現時中華民族與香港民族的利益相互抵觸下,香港民族應以建立以香港公民為主體的自治共同體(self-governing community)為目標,與中國劃下各自明確的邊界(state-frontier),尋求財政分配、司法機關、政治制度的完全獨立,其形式包括民族國家(nation state)、自治領(dominon)等。作為掙扎於帝國夾鏠中,弱小的邊陲民族,香港民族享有國際法所賦予所有人民的自決權(self-de-terminationright)。

惟有民族自決,香港民族才有尋求在現代國家體系中有尊嚴地活著的可能。

依循梁振英當政三年的脈絡,在雨傘革命及政改否決以後,當權者對社會各層面的鉗制必將逐部加強,港大校委會多次以荒謬理由推遲副校長任命便是最佳例證。另外,中共政權亦將進一步以中聯辦等權力延伸,以國家權力的魔爪控制香港社會中,對中共絕對管治存有威脅的單位,削弱一國兩制中香港享有的高度自治權。故可以預期,公民社會未來的政治空間必然會被當權者收窄。

在「想像的共同體」以共同的政治生活為建立條件的設定下,筆者對單純以公民價值作為凝聚、動員香港民族的力量,不禁抱有疑慮。Margaret Canovan主張,社會公義、永續民主等現代社會的制度,其實背後預設了具延續性與穩定的民族(continuable and stable nationhood)。長達三十年的民主化運動失敗的背後,是對單純以民主價值作為民主運動的綱領予以否定。

香港公民:粵語文化、公民價值、共同政治生活

因此,筆者在此提出以粵語文化、公民價值、共同政治生活三足鼎立的,香港民族的公民界綫。三者不單為香港民族劃下可定義與檢視的邊界,同時互相補充,讓香港民族成為有充份自我更新能力的政治、文化、思想共同體。此共同體與普世價值是相互包容的,因香港的公民價值本身就是普世價值在地化的表現。如欲推動新一波的民主運動,必須以香港民族主義為中心綱領,培養香港公民自決自立的意識。以廣泛的民族意識作為籌碼,方有可能在即將來臨的香港前途問題,爭取最大的自治空間。

結語

意大利詩人但丁在《神曲》裡寫道:「進入這個門之後,你要放棄一切的希望。」面前的沈默山壁,多年來不知擋住了多少個渴求自由的靈魂。或許未來會有更多,但我們必須拾起作為香港民族的道德勇氣,帶著一顆謙遜的、正義的、追求真理的心,乘著風浪,掀起一場改變時代的新民族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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