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自由的學術 在分裂中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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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

現在何地有學生運動,大家都拿蔡元培出來說。五四運動的時候,愛國學生火燒趙家樓,痛打巴黎和會賣國官員,警察拉了一班鬧事的熱血青年,但蔡元培貴為北京大學校長,出手幫拖,如果是一套電影,對白應該是:「你要拉學生,就先拉我。」最終警察也在輿論壓力下放人。

平庸的論者大概會無限放大蔡元培的神聖一面,謂他以一人抵萬軍,創造了北京大學曾經有過的自由學風——這都是對,但看不見大圖畫。蔡元培的時代,不由蔡元培一人創造。辛亥革命之後,孫大炮急急回國做臨時大總統,但北京的袁世凱很快就做稱帝夢,不搞共和,國民黨徹到廣州,再謀革命;太平天國催生的各派軍閥,睇定形勢、謀定而後動,表面上都同意跟國民政府和解,暗裡保存實力——中間還有那些張勳復辟的宮廷戲擾擾攘攘。

蔡元培的時代,是民國政府稍為喘定的時間,但內憂外患嚴重。巴黎和會,秘密的英日同盟﹐拉埋法國美國,本來要回到手的東三省又被日本截胡。內部當然就是軍閥仍然割據,而中央政府的民主政治,是逆水行舟;總統府和國院務成為各派軍閥的射擊台,叫府院之爭。因為袁世凱老大一死,他的勢力就四分五裂,直系、皖系、奉系、晉系、馮系,都叫北洋軍閥,各有地盤和外國勢力支援。但北洋軍閥入政北京,各派誰都消滅不了誰,誰都不能稱霸,於是政局就是沒人做得長,政令不達,不停「內耗」。

一般史書,都把「北洋時期」(一九一二至一九二八)說得很壞,但就是北洋時期,中國有學術自由。很簡單,政治勢力分散,互相節制,施政效率低,代表政治干預學院的效率也低。

一般以孫文蔣介石為「正統」的史書,都把軍閥平面寫成十惡不赦之徒。但不少軍閥領袖出身大族,對於同樣出身舊朝的文人,會有多少尊重。蔣介石黑社會出身,不過都識得附庸風雅,但蔣在德國和日本都學了法西斯的一套,對文人的待遇自然要差一點;毛澤東更加是將文人看作臭老九,是資產階級的辯護士,要往死裡打的。

蔡元培有一九一七年就被孫文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他請的人,三十出頭的最多,這已經是一絕;其次,他請的名星學者,更是立場相左到要在走廊打交的。李大釗、陳獨秀、魯迅、胡適、辜鴻銘,都是他親自禮聘的學者。從激進的馬克思主義者,到全盤西化(學習美國)的,從留日的,乃至激進的國學家,熱愛女人纏足的文化保守主義者,都在一所大學裡面論學。

這自由的任命,自由的環境,不是因為孫文英明神武,恰恰是相反,因為孫文以至整個國民黨,都受到現實政治的制肘,自身難保,亦無暇控制學術。國民黨的黃金十年,未必是學術自由的黃金十年。這很容易懂。至於中國人最熱愛的國家統一,基本上是對學術自由有害的。

蔡元培說,德意志統一了,但學術仍然自由。這有點說不準。德意志統一,卻仍在歐洲和泛基督教文明的骨架裡,她仍面臨競爭,而強大的市民階級(民間),節制著王權,教會勢力退卻,學術自由空前,是有其歷史的好運。而中國則是在分裂、在軍閥當政的時候,才得到最自由的空氣。春秋戰國,出諸子百家,就是因為分裂。一個國君要禁我的論說,我就到別的國去講。

香港一些愛國民主派,既愛國,又追求學術自由,可謂緣木求魚,雖然情操高尚,但違反中國歷史的物理。他們追求共和國形式的國族統一,不能孕育出自由的學術。

單一的共和國,強大的專制政府,是阻礙學術自由的。基於這個現實,要在東方實現學術自由,中國,這龐大的單一制共和國一天存在,一天都沒得保證。這顯然易見。只有它被革命瓦解,各地獨立,而各地又避得過統一心魔,不建國家,而建邦聯,彼此以力量和章程節制,自由的學術,恐怕才有再世輪迴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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