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苑特約轉載】江旻諺:我們必須直稱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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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圖片來源: nasrul ekram

為求一個人自身人格的完整,唯一的方法只有逃離。文學家高行健如是說。他沒有提供任何行為準則,也否定一切強加於他人身上的價值、權威與具意義的符號。

在那個瘋狂的年代,一個信仰文學的作家,逃離了自己的故鄉,卻不是為了刻意成就高貴的精神,只想恪守生而為人的尊嚴。他放棄抵抗,離開迷亂墮落的中國,並且拋離了所有足以堪稱真理的文明。在著名的《沒有主義》宣言裡,政治帶給他一片頹敗委靡的世界,然而他只留給了自己,一個活著的意志。

文藝復興晚期,隨著地理大發現的開展,人類發現了許多別於歐洲世界的文明體系與文化習俗;另一方面,長年的宗教戰爭與君王的無理管治,亦加深了人民對於當時知識體系的不信任。懷疑主義的思潮大大衝擊傳統知識系譜的建構,信持懷疑主義思想的人文學者,也進而質疑社會上的種種客觀道德法則。

法國思想家蒙田否定學者對於公共知識的熱情,他反對知識成為任何國家或倫裡的附庸,並認為熱衷於追求公共價值的知性辯論,最終都將陷入意識形態的內戰。對他而言,合理的知識態度,應該和世界保持距離,以冷淡自持的眼光觀察外在變動,然後屈從於當前既存的社會狀態。

「無效率感」(inefficacy)在政治心理學領域,作為分析群眾面對既定社會現實的無能為力。

「無效率感」(inefficacy)在政治心理學領域,作為分析群眾面對既定社會現實的無能為力。人們即使奮力抵抗,仍在心理層面長期承受徒勞無功的失落感,繼而產生集體冷漠的態度。自主權移交以來,香港民主進程的阻滯固然掀起群眾關注政治議題的熱潮,也提升公共議題的討論能量,進而推進基層民眾組織草根行動;香港人的本土自覺,乃至於民族意識,亦在政治抗爭與社區培力中漸次生成。

群眾意識促成政改議題的高度曝光,接著人大落閘,雨傘革命收場,一國實質凌駕兩制,人們沮喪,還意味著香港社會即將通往一個黑暗的國度:在那裡,人們沒有自由,也被迫懷疑公共知識的價值。在那裡,人們必需稱自己為中國人。

政改議題否決之後,中國政府持續透過操弄體制,施加威權意志於香港社會。特區政府、議場內的親共勢力,以及中國駐港機構結合中國政府的號令,形成祕密的協力平台,使中國因素成為影響香港社會生態最為顯著的作用力機制。近來香港大學副校長延遲任命的風波便可見一斑:

  • 二O一四年十月,匿名者投書報社,稱佔中發起人戴耀廷收受不明來歷的捐款。
  • 二O一五年二月上旬,親共報章連日抨擊港大法學院院長陳文敏,指涉其支持佔中運動之言論。陳文敏撰文回應,被指「干預新聞自由」。
  • 二O一五年二月,港大教職員聯署聲明,要求香港政府與官方傳媒尊重學術自由。
  • 二O一五年二月月中旬,《明報》披露梁振英行使校監權力,刪減港大名譽博士名單。
  • 二O一五年二月月下旬,港大學生會於校務會議現場持牌抗議。
  • 二O一五年三月, 特首任命親共人士李國章擔任港大校務委員會成員。
  • 二O一五年三月下旬,港大校委會會議被指藉由戴耀廷收受捐款事件,拖延陳文敏副校長任命程序。
  • 二O一五年年七月,港大校委會以「副校長向首席副校長負責」為由,延後陳文敏的副校長任命,引起各方輿論批評荒唐。
  • 二O一五年七月中旬,港大學生會發起遊行,要求檢討大學條例,並廢除特首為必然校監的制度。遊行未果。
  • 二O一五年七月廿八日,港大校委會於會議中維持延遲任命決定,學生進入校務會議場地抗議,部分校委由警察護送離校。學生行動未有實質進展。

上述歷史動態清楚顯示了香港當前的政治困局,自港英殖民時期,香港大學條例賦予校監過大權力,並依從殖民邏輯,由總督擔任;主權移交中國之後,校監職位轉移予行政長官,因此留下了政治干預學術自由的體制缺口。

在未來,中國可能透過層層政策手段,鞏固其殖民香港的霸權地位,剝奪港人僅存的個體自由(individual civil right)。屆時,人們心懷恐懼,並且普遍懷疑知識得以承擔的公共倫理,那將是比起虛無與犬儒更為澈底的集體噤聲,而且我們無從責難,因為知識不見得墮落了,只是不願成就共同的良善。民主的呼聲從此塵封於時光軌跡,威權依舊高懸於公共價值腐朽的民間社會。

筆者生於民主化的台灣,社會勃興的改革力量悄悄地牽動老朽的政治體制。民主化進程中,台灣社會於「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議題上面對強烈的阻力,意指由黨國體制過渡至民主政體的台灣,必須審慎檢視過往威權遺緒於民主化進程的種種牽制,包括二二八事件未盡的司法正義、公務員不當的利益輸送體系、黨國時期的不當法律。

然而改革的過程也觸發青年人投入熱情,即使結構力量錯綜龐大,整體發展仍可見社會各方協力合作的成果。

近幾個月延燒的「反黑箱課綱」事件也可視為轉型正義的一環。學生期望高中歷史課綱能夠脫離中國民族主義史觀的桎梏,建立「人本史學」的願景──教育的宗旨,是由成為一位具批判力的公民開始,進而化解台灣內部意識形態衝突的癥結。抗爭的現場,往往可見如「還我台灣史,不要中國史」的標語。習慣粗劣二分法的觀察者便定調為「台獨運動」,蔑視學生深化歷史教育的訴求。

然而,台獨意識確實存在,其背後深刻的源流,在於學生以台灣作為公共良善價值的載體;學者組建知識體系,也意在維繫可久可長的公民社會。對於台灣,中國是潛在的殖民者,也是阻礙台灣民主的重要因子。台灣大學曾做過統計,約七成的台灣人希望對社會有貢獻,這項數據在社會系畢業生中,高達九成五;至於認為自己能夠改變政府的畢業生,也達七成。可見「台灣意識」的成熟與民主體制的逐漸健全,已經為台灣開啟「集體向善」的時代。

筆者高中時,一群大學老師留了一句贈言予我們:With Knowledge We Serve.

但是,在公共領域或傳媒體系裡,「中國」往往被噤聲,取而代之的「大陸」、「內地」、「中共」,甚至「祖國」,突顯了群眾的政治無意識。當中國國家機器的威脅成為既定事實,我們必須直視中國,並且妥善剖析其對周邊地區、國家的影響機制,進而保全民主發展的機會。

對於香港,直稱「中國」本身便具備解殖正義(decolonial justice)的積極意義,香港人從未有機會見證認受國家正當性的過程,混用其他詞語則可能壓抑當前正轉型茁壯的香港主體意識。

aristotle

「大靈魂的人無法依賴他人生活。」——阿里士多德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必然有論者質疑,在一國兩制框架之下,香港基於《基本法》不得與中國並稱。香港人確實處在曖昧的法制地位,然而,若要審慎思考香港社會的出路,則不得含糊,必得清晰深刻。根據《基本法》第158條,《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在中國的人大常委會,不歸屬於香港人民;若將《基本法》的法律基礎定基於《中英聯合聲明》,香港人也不是簽署《聲明》的一方,《基本法》不見人民基礎。

況且,處於憲制地位的《基本法》理應隨著時代變遷,發展出新的意義,並不是死守原意解釋,但現實卻不然。這是一具不合時宜的法律,只可藉著公民運動的解殖工程,為其封入歷史。直稱「中國」,便是新的開端。

亞里斯多德曾寫下:「大靈魂的人無法依賴他人生活。」正如欲脫離父母依賴的年輕人,特別渴望獨立自主;同時,具有大靈魂潛質的年輕人面對不義,亦會充滿憤怒與激動,並激起同伴的熱情,一齊起身對抗造成不義的權威。香港人,若是具有大靈魂,渴望具獨立的氣質,渴望能夠自主於中國的脅迫,便該直視中國,直稱中國,一同聯手維護香港良善的公共價值。最終人們願意信任,那自然是時代的呼聲,也是即將來臨的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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