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洛柯打:係時候反問:點解要迫人帶身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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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本文有關香港身分證制度史的資料,皆取自鄭宏泰和黃紹倫合著的《香港身份證透視》 ,由三聯書店於二OO四年出版。本書亦有講及身份證制度對其他政策的影響、身分證如何確立本土香港人身份等有趣題目,尤其適合今時今日閱讀。)

最近政府說,本港的身份證系統,有改善和更換的需要,並將提案交到立法會。其中一項加入RFID無線傳輸的建議,尤其令市民擔心私隱的問題。面對政府日漸加深的獨裁行徑,港人終於稍有意識反問:為甚麼要換身份證呢?甚至乎,為甚麼要規定帶身份證出街呢?身份證上的資料,政府會如何使用呢?身份證相伴市民左右,但多年來,我們對它卻不甚了解,猶如一個同居的陌生人。

身份證制度之政治成份

原來,身份證系統的概念,首先出現於日治時期。當時日軍發現,港英政府沒有為人口作出登記,後來推出民證政策,以了解人口數量、分佈,以及方便找出滋事分子。然而,這個計劃尚未完成,日軍便投降了,並將香港交還予英國。

重光之後,人心不穩,反英、反殖之聲未斷,港英政府亦不敢貿然重啟民證政策。到了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得勢建政。中國局勢緊張,港英有感時機成熟,便向市民解釋,為了輔佐分配資源,需要進行人口登記。

然而,重拾日軍的政策,向所有市民簽發身分證的真正目的,是限制華人出入境的情況,全盤控制人口。這一方面是應對中國政局動盪的外憂,另一方面則是監控境內國共兩黨搞活動的內患。中共得勢後,港英積極推行「去政治化」的策略,務求令香港華人從國共鬥爭抽離,而當人人都有身份證時,政府監察人口和民間政治活動便容易得多了。

六十年代初,大量非法移民從大陸到港。抵達市區並得到親友接濟者,港英一律予以簽發身份證。截至六八年,便發出了近二十四萬張身份證。一九七一年,香港移民制度更趨封閉。港英為香港居民的身份和權利作出界定,發出「黑印」和「綠印」身分證:香港永久居民拿「黑印」,而未住滿七年的新移民則拿「綠印」。

《香港身份證透視》的作者鄭宏泰和黃紹倫認為,七一至七二年是港英認受性大升的分水嶺,也是「香港人」身份誕生之時。在此之前,香港華人大多不認同港英的統治,但黑綠印之別,令他們那「默認性身份認同」順利轉型,成為「合法性身份認同」,加強了「香港人」於法律、權利、地位上的身份認同感。正如時至今天,我們仍會問「你身分證有無三粒星呀?」,從而得知對方是否香港人。因此,客觀上看,身分證亦輔佐了香港人身份的建立。

八十年代,偷渡客問題日漸嚴重,港英把心一橫,採取「即捕即解」政策,將所有偷渡客遣返中國。除了普通巡邏檢查,政府亦加強了特別行動檢查。根據警方的資料,單是八零年十一月至八二年九月,被截查身份證的市民(十五歲以上)有一百一十萬人次,是總人口的大約五分之一;被警告的有約一千二百人次;而被票控的有約三千九百人次;被拘控的則有二百四十人次。大規模的查身分證,也抓住了市民的心理:既然隨時要被警察檢查,市民很快也習慣了出街帶身分證了。

一九八三年,港英廢除手寫身份證,推出第一代電腦身份證,加強了證件的防偽技術。翌年,中英兩國簽署《聯合聲明》,香港前途問題塵埃落定。一九八七年,政府再換上第二代電腦身分證,為主權移交後繼續使用。政府於二OO三年推出第一代智能身份證,該系統經歷四年的研究,加入了多項民用功能。

二O一三年五月,入境事務處表示,正檢討第一代智能身分證物料、防偽、保密性、生物特徵技術等。二O一四年一月,入境事務處宣布,計劃於二O一八年五月起為全香港約八百八十萬居民更換身份證,涉及開支逾二十九億元。外界關注新加入的RFID無線傳輸技術,擔心證件資料會隨時被讀取。保安局於二O一五年一月向立法會提交補充文件,解釋新身分證之晶片只支援約十厘米範圍內的通訊,並且必須通過雙重認證,以此闢除坊間疑慮。

身份證、政府權力、權利自由

身份證系統記錄了所有市民的個人資料,的確,這有助政府施政,但也是幫助統治。以上所見,身份證政策的變動,背後除了包含了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也定必考慮了政治因素。只不過,港人對於政策的制定,向來都興致缺缺,連被當作足球踢來踢去也習以為常了。現在,對於第二代智能身份證,我們必須以史為鑒,打醒十二分精神,留意背後的政治動機。

二O一五年,截查偷渡客的急切性已不如前,今天身份證主要只作民間用途,例如在看病、出境、借書、投票等特定情況,才需要作出身份記認而已。因此,除了增加警察權力之外,我想不到任何原因要繼續強逼市民攜帶身份證。況且,警察查身分證之權力,對打擊罪案根本沒有實質用處,因為警察是否逮捕某人之決定,應基於其行為舉止,跟他身上有否身份證無關。

再者,該權力之重要,是否高於市民的私隱?過去幾個月,有公開場合表達爭取普選言論的人,都被拒於香港和澳門的關外。換言之,查身份證之權力,即成辨認異見者身份的最佳方法。然而,要廢除整個身份證系統,是不符現實的,但廢除強制攜帶之要求,則是針對政府權力,亦徹底排除了新科技帶來的潛在危機。

有指RFID技術能「隔空抄牌」,坊間對其純熟程度仍有爭論,但近幾個月來,警察拒絕出示委任證、向年輕人大規模抄牌等事情,依然歷歷在目。連警察都視法律如無物,教我如何相信政府會否妥善利用身份證系統、不會藉新技術監控市民?港府日趨獨裁,往績如此惡劣,香港人絕對有權、有必要去質疑更新智能身分證的政治動機。

即使新身份證真的沒有做到「隔空抄牌」,也不代表政府應該加入RFID技術。究竟該技術有幾重要?是否非要不可?是RFID技術重要,還是市民對私隱的顧慮重要?有關身份證的問題十分敏感,應該考慮到市民反應。強行去馬,無疑是不顧民情和社會現實。獨裁之真義,不外如此。

或許,以前的人覺得,身份證只是一張普通不過的卡,保障了居留權,不可能載著甚麼計謀。可是,到了現代,這張纖薄的卡,既保障了我們的權利,也將可能出賣我們的自由。

歷史告訴我們,身份證制度離不開政治,故有必要綜合現時的政治因素,看待其制度發展。強制攜帶身份證的做法,已經不合時宜,而且隨時變質,配合高端科技,即成將市民當作家禽的管理方法。更新智能身份證一舉已露端倪,必須反對,同時港人也是時候擺脫慣性,要求廢除強制攜帶身份證的規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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