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是「公民抗命」殺死雨傘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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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傘革命,烽火連城,為何最終一無所得?情勢是何時逆轉、怎樣逆轉?

就是法庭發出「禁制令」那一刻。

香港人當成金牛聖像的「法治體制」一壓下來,抗爭又回到了既定的行為圈圈,暴力打不退香港人,但一用法律,他們就一心的罪惡感,只想盡快將道路歸還出來,到了最後,心急退場的學民思潮甚至主動拆除路障,以「釋出善意」云云。

攝:盧斯達

凡此種種,都是為了表現出自己對「法律」的尊重。「公民抗命」在「佔中」三子、蘋果、主場新聞長年宣傳之下,已經深入骨髓——而我要說的是,正是「公民抗命」這個概念,將雨傘革命殺死。

公民抗命和武裝革命、恐怖主義抗爭不同。公民抗命是自覺發生在公民社會制度之下,並不欲徹底破壞規則和價值——發起抗命的公民,仍然忠誠於法律和社會契約,即便是抗命,都不是天翻地覆。它是針對某些不合理法律、某種狀況,是局部的,在法律框架下的修補(patch),而不是重新開機(reboot)。

香港是一個公民社會嗎

然而,好談「公民抗命」、「公民社會」概念者,將他方概念照搬香港,鸚鵡學舌的鼓動香港人在一個未建立公民社會的地方進行公民抗命,正是抗爭一定淪為家家酒的原因。

這個地方沒有基本的民主制度,民意無法問責執政者;用以維持社會運作的憲法、法律,亦因為「行政」一方肆意濫權而合法性闕如。一則沒有民主,無法以民制約之;二則香港憲法沒有香港人參與制訂,未經全民制憲或者「民代表制憲」,老實說香港只是一個未行憲的地方﹗

一個未行憲的地方,公民權利是不受保障的。公民抗命那一套,就自然不適用於香港。因為香港人用公民抗命那種自我規限的方式,去面對毫無法約(rule of law)機制的無上權力,結果當然只能大石壓死蟹,死傷慘重。

是誰日夜編織一個公民社會的幻夢?是誰叫香港人相信我們確實活在公民社會,應該以公民抗命的和平方式,去與一個毫無合法性亦不守憲、不自我約束的政權談判講數搞「運動」?

法庭批出的禁制令,是革命的催命符。因為理論思想沒有準備,行動必然崩敗。香港人的公共倫理觀,只有「合法」與「非法」,一旦判定為「非法」,革命就無險可守,沒有再鬥爭下去的合法性,於是自行敗退,等待清場就成為終局。

因為我們被洗腦了,被局限在「公民抗命」的鬥爭方式,香港人以為法律至高無上, 一旦死門關上,就入了窮巷,沒有別的思想支撐,革命就此夾死﹗

現代人感到陌生的替天行道

「公民社會」形成之前,大變革、大改變,都是在天與人之間直接發生。東方的道教或民間宗教,總有「代天行道」之說。華夏的天,是沒有面目和性格的天,天無眼的時候,人就要代天行道;天地本來是充滿缺撼,要女媧燎石補天。

以前的人判定甚麼是對,甚麼是錯,不專靠成文的法典,最終的依靠是「良心」;良心天造,因此良心即是天理。千百年來,不少人都「代天行道」。「天」之不可言說、人之相信人心可以通天、天命自湯武革命以來的天命遊移性,反而使下層人民可以不斷從無相無名的「天」,找到反抗的依據。是無生老母好、是太上老君好、是明王降世好。總之,人有能力代天行道。

這種強烈的主觀和自我肯定,催枯拉朽,視「皇法」如無物,使之一下跳出自己的日常生活,成為革命者、革命家——因為我的天命是由天來,天理是公道,你不公道,我就把你打倒﹗這種非理性狂熱(Fanaticism),往往造成破壞,但變革難道不靠狂熱可以成就?

基督教世界的天命

歐美世界自從受基督教主宰之後,教廷以《啟示錄》作為諸啟示的封印,是因為不斷有人宣稱受到新的啟示。情況持續,不免會出現另一個耶穌,另一個代天行道的革命家。

公教會(羅馬教廷)將詮釋經文的權力掌握了上千年,但異端仍然不斷出現,也有以上帝為號召的農民戰爭。

圖:Thomas Müntzer (來源:維基百科) 

十六世紀德意志人Thomas Müntzer受到馬丁路德的啟發,認為宗教改革的規條,應該同樣適用於現實社會和經濟生產,「天命」已在農民身上,他們有合法性去打倒貴族。這場農民戰爭,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可以成事,還是因為上帝的「天命」,到了那個年代,也開始被解構,不再那麼絕對。農民也來代天行道了。

至於日本,雖然學習過華夏文化,也習儒道,但日本世界觀的天命,是不會轉移的,天命永遠在巫教大祭司天皇的身上。(詳見前文:續孔誥烽《城邦、民族論》之議——用華夏來造反

我們沒有非理性的依靠

現代世界、科技文明崛起之後,世界各個文明區域都在殖民擴張下,呈現出由唯心轉向唯物的思想改變——人類自我肯定而產生的「天命」消失了。所謂「憑良心」、「天在看」,淪為不入流的市井話語。科學興起,集體社會建立,為了保護每個個體的權益,啟蒙思想家發明了三權分立、憲政思想、社會契約論……

這些文明觀念,幫助第一批革命國家(英國的北美殖民地、後來是法國)完成憲政改造。這些超越性的「普世價值」,隨著歐陸諸帝國的殖民統治向外擴張,我們也接受了這種唯物的世界觀,視為「本該如此」的普遍價值。

在共和國,有物有則,有憲法,有法律,這些東西,取代了上帝和魔鬼、神佛與眾生,成為超越性的形上力量。當我們受到法律的制約時,卻發現在一個上帝和神佛消失的年代,我們沒有非理性的依靠,去使人可以認清和藐視全然墮落的龐大體制,去使人有勇氣去面對嚴密龐大的組織社會。雖千萬人,吾往矣。這後面是靠「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是唯心的信念。

在唯物的現代社會,抗爭,只可能是淪為「活動」。因為法律和物質(所謂經濟發展)的羅網一至,就沒有法寶,只能乖乖認輸回到「日常生活」去。

人是如此變成奴隸

現代世界,不再有代天行道。我們不再相信超越性的事物,判定事物善惡好壞的,最終的判決,是法律、是法官、是律師,是那個我們平時信任的充滿規則的社會秩序。

社會好像好講規則,我們就以為這是公民社會,有憲政。但憲政最重要的,只有一條:限制政府的權力。當政府濫權,即使是根據古老的社會契約論,政府一旦毀約,人民亦無繼續守約的義務。在暴政底下,公甚麼民抗命?不知不覺,人就變成奴隸,而我們身上的桎梏,叫作「公民抗命」。

我們的思想停留在一個虛擬的、看似秩序井然的「公民社會」,認為自己只能是公民抗命,或者自殺,否則就是不道德,這是戴耀廷泛民民主大報散播的毒藥。他們用盡氣力,使我們相信香港是公民社會,一切秩序井然。在政府濫權的時候,我們就不可能有替天行道的想法,不會有反抗的合法性。被打只能忍、被圍只能束手就擒,然後高呼「警察無恥」。

大陸人尚且有一種認為「你不給我一個公道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的蠻性,每次暴動,都有公安要被虐殺至死。

但香港人耳濡目染的,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以來表面那層法治思想、人文主義、法律至上。天或者上帝,是迷信之物,可以去死了。然後判定誰是誰非的法碼,不由神定,不由公論,而是由人定的「法治體制」說了算。

攝:盧斯達

公民概念的陰暗面

當法律也可以由一個政權隨意解釋,無助孤獨的人,可以怎樣對抗?替天行道的傳統,早就消失了。最終就是到要反抗的時候,唯一找到的武器就是體制內的「公民抗命」。

現代的資本主義怪獸,是如何收服可能發生的革命?除了槍炮警察,靠的都是「公民抗命」。在公民社會這個觀念形成之前,有暴動、有革命、有巴黎公社。公民社會之說形成之後,世界的一切好像都完善完美了,所以革命——乃至一切暴烈激進的行動,在「現代」語境下都是不道德的。

香港是一個「理性」非常、崇尚「法治」、不見天地鬼神的地方,我們從出生起就被困在框架,守法忍讓,要根據法律解決問題,亦假定法律可以解決政治問題。

雨傘革命是天大的意外,然而到最後仍無寸功可進,問題的根源,在於人心中了「公民抗命」的毒。公民抗命看似激進,但其實是溫和,維護體制的。而政制卻是體制,要改政制,就是要革舊體制的命。

公民抗命,革不了體制的命,爭取不到民主。因為法律無法解決政治問題,而法律反而是政治(權力分配)的結果。尊重法律的情況下,改變不了政治結構——這是合乎歷史邏輯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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