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城邦論》的天下/《民族論》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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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香港前途的探索,在七十年代被現實政治暫時封印,多得梁振英,這個封印再次打開了;加上中共阻止香港民主化、英國背棄簽約國責任——《中英聯合聲明》破產,結果就是產生「香港主權未定」的實然狀態。民主回歸論徹底破產,對香港民族、自治等的前途探索,在群龍無首的吉象之下,再度展開。

為甚麼中共會特意提學苑那本《香港民族論》?因為它直接提出一個命題:香港人可以是一個民族,然後羅列若干論據,這個命題斬釘截鐵,無可轉圜,民族獨立就必然是脫離中國和中共,是雙重的獨立,在民族歸屬和管治權上面,都要創造一個新的法統。在我看來,這個命題是西方式的民族主義,是法國自1789年釋放的其中一支困擾、最終瓦解歐洲諸帝國的分離力量。

合與分

民族主義是由法國發揮光大的,它內含的多極世界、民族之林的概念,本身不相容於自古以來的東方秩序。東方無有我們現在說的「民族」,只有天下。「非我族類」那個「族」,並不是民族,是族群;華夏傳說的黃帝蚩尤,是兩個族群兩個勢力,一個是「袍服垂而天下治」的文明象徵,另一個是以牛為崇拜圖騰的蚩尤一族,隱然象徵戰爭和勇力。漢人謂自己是炎黃子孫,而川、黔、滇的人,大時大節祭祖,要追祭蚩尤為祖。黃帝打敗蚩尤,沒有建國,天下仍然是天下。

東方文化不以「民族」將人分類,自遠古時代那個混沌朦朧的天下,只有模糊的內外、遠近、華夷之分。孟子說,舜是東夷人,周文王是西夷人,夷,即「本來不是這裡的人」,但之後「入主」中原。東夷、西夷不是一個國家,不是一個民族,自古以來東方人對外部世界的統稱,是「合」的天下。你可以看見1911年以來,國民黨和共產黨都使用的「中華民族」,實際上是空有民族之名,內裡卻是天下之實。但由於名不正言不順,導致之後發生一堆現實和認識問題。(例如李白是不是「中國人」,是不是「中華民族」?)

民族概念稀薄

東方人的世界觀,在儒家的社會教條之前,是更撲素的道——遠近、你我、夷夏。就像陰陽,只是一個本體的兩種呈現。即使不同時期的華人,不論是周朝向東武裝移民、秦始皇侵略百越、乃至漢朝揮兵「西域」,其手段已經是國族戰爭,但他們仍不覺得自己和百越、西域那些地方的人是兩個民族,人就是人,只是文化不同,只要中華的高等文化傳去了,他們也一樣是「自己人」。

幾千年來,從部落到封建,再到一家一氏的中央王朝,統一的「道」可以周行萬物而不礙,始終是中原人的思考模式。不只是形上思考,更體現在政治上、與外部世界的交往上,華人始終不無虛偽或者真誠地追求「天下一家」。

維基將「遺唐使」譯作「Japanese embassy to the Tang」,其實是西方人的角度,在當時,乃至很後期的東方,都沒有「外交」的概念,遺唐使對唐朝來說,是遠人來華學習。遠人,而非「外人」或另一「民族」。(來源:anonymous Japanese painter 8-9th century photographed at Japan Currency Museum

中共仍是中國式思考

不要以為中共不受這一套影響。中共出兵越南之前,鄧小平訪美,在會議上談到越南:「小朋友不聽話,該打屁股了。」在中國眼中,越南獨立建國了,但仍是「自古以來」的藩屬,不聽話就要教訓。

「民族論」受到中共重視,在於「民族」之說,違背了「道」,跳出了古往今來周行不礙的東方系統——不論文化高下、風俗如何,香港一旦是民族,民族獨立,就不再是中國那套「文化論」可以觸及和「收回」,彼此進入分立狀態。華夏世界的文化優劣論,是自我肯定主義,肯定自己(中華)是高等、先進,並且認為這套文化可以擴散,嘉惠遠人。只要夷人華化,就自然是「自己人」,最終人心是會「回歸」的,國境是遊移的,華夏的可轉移性,實際上是現實政治的轉圜空間。

但西方「民族」的概念,不是這個系統,它不談文化優劣,它發展到今日是「相對主義」。民族和民族之間的文化,各有差異,沒有誰別誰更高尚,誰也別想同化誰,誰也別打算說正統、高尚,以此規範求各大小民族能夠「和平共處」。

籌謀之事不一

《城邦論》和《民族論》都同樣有論及政治和文化,但前者的陳雲始終喋喋不休伸明香港的文化優勢——這是東方系統,不同於歐洲系統的「民族」概念。因為在東方世界,「民族界線模糊」這個傳統,是幾千年的,是無法短期改變的現實。

在此現實下,一旦香港採取歐洲式的民族觀念,放棄文化上的自我肯定、放棄「香港文化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更優越」,認同「香港和中國是兩個民族,沒有誰比誰更高尚」、「廣東話和普通話誰也不比誰高尚」之類,即使短期內香港在政治上做到區隔而獨立,「王業」一旦偏安,長期來說,香港都會因為人口、資本規模及資源與中國不成比例,而中國和香港又有若干相同,導致香港最終被現代中國所消融。

因此,拿《城邦論》和《民族論》相提並論,不是很合適。不只是一個作者對幾個作者、專論與結集的問題,而是兩者籌謀的事情不一,更不在同一時空。

《城邦論》似乎認定,在政治現實上,香港必然自治建國,亦更遷就香港的東方底蘊镇更傾向關注香港的「長期過渡狀態」,甚至中共滅亡之後的香港前途,思考香港如何在中國巨變的狂潮中站穩陣腳、保持「獨立」、保存「華夏精銳」;而《民族論》則乾脆拋開了東方系統,直線思考香港可以由「中國香港」變成「純粹香港」的合理性何在——強行對比兩者,可以說《民族論》最終是追求顯性的政治建設,多於長期過渡的文化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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