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歐洲的自我崩潰——伊斯蘭戰勝法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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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查理周刊》觸怒極端伊斯蘭組織,很可能是ISIS直接下達指令,一場襲擊,喪失十二條人命。

每有跟伊斯蘭有關的恐怖襲擊,就會有人急不及待撲出來說,這只是一小撮穆斯林所為;說下去,謬論就會凶群而出——「法國有足夠尊重穆斯林嗎?」、「雖然殺人是不對,但如此有組織、慎密規劃的行動,要累積多少怨氣?」在我聽來,這已經是Blame the victims,這種站在穆斯林那邊的大愛論調﹐其實是在說:法國不夠尊重伊斯蘭教,所以才導致有穆斯林殺人。

這些論調,我是從facebook上一個叫陳廷豪的台灣人的牆上看見。我不認識他,也無意針對批評,只是想探討一下為何會有這種思想。草草查閱,他在facebook上寫的工作經歷是「哲學星期五」、「黑色島國青年陣線」、「台灣農村陣線」,都是相當的「進步」的組織。見此履歷,他有這些謬論,我倒明白了——普世價值,包容弱勢(即歐洲的穆斯林)、反思、自我批判、泛人文主義(人至上),這些都是台灣學界的主旋律。所以陳廷豪最後喊「我們不只是查理,更是穆斯林」,這話可謂是「泛人文主義」的最佳體現,「人」這東西,被置於是非黑白和現實之前。

這些論調,在香港也有一些「先鋒」和應。例如已經北上但又愛指點香港的文化人,及其追隨者、愛戴者。在音樂圈、藝術界、社工界、泛民主派政界,都是這一套。他們的應用對像,就不是歐洲的穆斯林,而是來自中國的移民。例如施君龍為了入籍而殺人,也會有人「反思」香港是不是不夠包容新移民?把施君龍迫到放火殺人,要累積多少怨氣?

法國是新銳思想以及誤論的沃土

法國是個特殊的國家。歐洲的現代歷史,一般就從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講起,「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在法蘭西爆發(甚至之後巴黎公社引發的共產主義),成為之後二百年歐洲甚至世界歷史發展的思想燃料。即使是在大革命之前,法國的思想家可謂帶領人類文明。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不只啟蒙了歐洲,更啟蒙了美國,「人生而平等」、「人生而自由」,打響了美國獨立戰爭的第一槍。即使到二戰之後,法國仍然是新銳思想的沃土,女性主義、存在主義、後現代,一直影響今天的學院。卡謬、沙特、西蒙波娃;德希達、福柯,全是法國的土壤栽種出來。(德希達出身地是阿爾及利亞,此地1905年正式被法國殖民)

漫畫中的John Bull,傳統來講代表英國的紳士形像 (1888)

法國的單一共和國模式

這樣一個愛思想的民族,會有一種「世界是平的」的幻覺,自覺可以包容一切。法國在發展殖民主義的時候,與英國走的路線不同。法國是想建立一個跨越種族膚色的「法蘭西民族」,是共和國模式;英國是「帝國模式」,她有很多殖民地,很多海外屬土,但並不熱衷將異國的文化和人口消融於英國裡面,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統治模式,共以英皇為首就是。法國的殖民史,寬鬆移民政策是其延伸。

在巴黎,經常可以看見有色人種比白人更多的情況。法蘭西本身就相信,法蘭西可以將異國人消融於民族主體,無論吸納多少非洲、中東、亞洲移民,法蘭西恆為法蘭西。

有五月風暴的歷史影響;在今日法國,社會精英多多少少都是那場革命的繼承者。福柯熱烈響應伊朗重回神權政體的政變,可以作為注腳。法國在戰後大量接收阿拉伯移民,以為法蘭西文明可以吸納伊斯蘭文明,或至少可以和平共處,這十二條雜誌社的人命,投下血的不信任票。

霍梅尼:伊朗什葉派宗教學者,將烏蘇里派的神權主張「法基赫的監護」落實,1979年在伊朗建立神權新政府。1989年曾對《撒旦詩篇》的作者Salman Rushdie下達追殺令。

穆斯林是一個民族

西方世界或者東方世界,以為伊斯蘭教只是一個宗教,其實不是。伊斯蘭是一個民族。印度分出巴基斯坦,就是因為巴基斯坦認為自己是伊斯蘭,而伊斯蘭更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未獨立之前的巴基斯坦,有印度人和穆斯林的雙重身份,但而穆斯林身份絕對先於印度身份。而伊斯蘭本身就有建立單一宗教體制國家的慾望。

坊間會將伊斯蘭和西方社會的衝突,詮釋成「宗教衝突」、「文化衝突」。其實伊斯蘭是一個廣義的民族,極端伊斯蘭教派不賣「普世價值」、「言論自由」的帳,是表象,實際上,這與「種族仇恨」更為接近——非穆斯林打壓穆斯林,是一個民族打壓另一個民族。既是宗教之戰,也是民族之戰。

本土興起 浩浩蕩蕩

歐洲戰後有毛派青年、熱烈響應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這些左傾的人,空談包容,不明白中國,更不明白伊斯蘭教,對待這些非我族類,很大愛,很輕率,種下的惡果,還未完全呈現。近年歐洲選舉結果的「右傾」化,其實是對歐盟一體化、寬鬆移民政策的反動,Enough is enough。那些茫然未知問題何在的菁英知識份子、政府高官,仍然在說甚麼「反法西斯」、「反極右翼」的政治口號,就像面對敵人時,仍以仁義做干戈、以忠信做盔甲的清朝政府,高談價值,無視現實。

他們以「宗教容忍」來看待不只是宗教的伊斯蘭;用「學術自由」來歡迎不只是學院的孔子學院——只可以說,是歐洲人進步了二三百年,最後是聰明得太要緊,自取滅亡。所講本土興起,不只是香港,在歐洲,在美國,是對「全球化」的反動。高談包容、崇尚差異、泛人文主義的新銳知青,其實一點也不新,因為他們的學說是過去的,七八十年代的;新的浪潮來了,他們不得風氣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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