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錦祥:我在,故我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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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齣近乎卡夫卡式的荒謬劇:一名新聞工作者因為履行記者職責,在毫無犯罪證據、動機的情況下被捕。或許日後當<<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因被指「策劃」,「指揮」整個佔中運動而被捕,才有可能超越今次荒謬的程度。

2014年11月18日晚上10時46分,我收到同事whatsapp訊息,說較早時有示威者曾衝擊立法會大樓,我即問:「有沒有同事在現場(可作採訪)?」,同事答:「正在回家途中。」於是我便趕赴現場,希望補回事件經過的報道。

11時20分左右,我到達金鐘。根據以往採訪的經驗,在周圍環境觀察一會,並用手機拍下照片後,便轉到立法大門的示威區。不久,部份示威者欲搬鐵馬全面封鎖立法會大門出口,但另一批示威者反對,雙方有輕微罵戰。(見本土新聞11月18日晚上11時42分梁錦祥現場報道)

我必須指出,現時在報章刊登的照片,用來推斷我「策劃」,「指揮」後來的衝擊事件,拍攝時間應在此刻。換言之,照片的內容基本上與稍後的衝擊無直接關係,但卻成為我被捕的「證據」。

事情稍為平息之後,我見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在附近,於是趨前作訪問,主要是問及他對不同策略和行動升級與否的問題。他明確表示,反對衝擊(見本土新聞11月18日23時54分梁錦祥報道)。

我之所以強調這篇報道,是想指出,如果我真的是要「策劃」當晚的衝擊,並沒有理由進行這個訪問,如實地刊出一位知名人士表達反對衝擊的立場。

做了幾個較短的訪問和報道,我轉到海富中心對面,天橋底的地方,那時有數十名示威者抗議大會「糾察」。有關過程毋須重覆,重點是當時另一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正在和這些示威者激烈辯論「大台」以至「糾察」的存廢問題。(見本土新聞11月19日零時49 分 梁錦祥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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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辯論末段,我感覺氣氛減弱,而且有部份示威者離去,方向是立法會示威區,當時估計,留在原地應無新的報道可做,於是便尾隨這批示威者,當時我並未與他們談話,亦不知他們將會有甚麼行動,以至行動的目的。

至於稍後的事,則是「眾所周知」的立法會衝擊事件,我當時的報道,可見於本土新聞當晚的滾動新聞。而我在現場採訪時被其他人拍下的照片(胸前掛著記者證)則諷刺地又成為「舉證」的物件。

我與衝擊的距離如此接近,原因簡單不過:二戰時著名攝影記者Robert Capa有一句名言:

「如果你拍得不夠好,只因為你站得不夠近。」 “If your pictures aren’t good enough, you‘re not close enough.”

我和其他在場的同工一樣,只能在不傷害自己和其他人身體情況,靠近新聞焦點。當然,大家從照片和錄影可見,有其他記者比我站得更近,我很慶幸他們沒有跟我一樣被檢控。

11月19日下午,DBC數碼電台和《明報》記者分別就網上照片及傳言致電查詢,我明確地向他們表示,我在衝擊現場整個過程中,都是在履行我的記者職責,並無「指揮」、「策劃」任何衝擊行動。

處於目前香港的政治形勢,我亦同時預料這些傳言和報道,有可能成為日後一些法律滋擾的借口。於是當晚即與上司交代了事情,好讓報社對可能發生的事情有心理準備。

11月20日下午,我在報社樓下被捕。順帶一提,當我被捕後,無法與外界通訊,報社根據我與上司的談話,以為我的檢控罪名是「策劃」,「指揮」衝擊,結果發佈的消息有所偏差。我的具體「涉嫌罪行」是「刑事毀壞」立法會玻璃大門。

我必須指出,在整個被捕過程中,前線警務人員尚算有禮貌,亦不帶偏見。我想他們是希望我相信,他們會「秉公辦理」。但我不能從我個人的經驗推斷,其他被捕人士有相同情況。我甚至懷疑,在一個扭曲了的司法制度下,無論前線人員如何盡力堅持一點點的「專業操守」,公義會否得到彰顯?市民的基本權利將如何被踐踏?一年之後,香港會變成怎樣?十年之後又如何?我不敢想像。

至於所謂「篤灰」問題,老實說,我由始至終無興趣追問。放眼互聯網世界,這樣陰謀論式的推斷,彼彼皆是,問題是,司法機關在基本上無任何實質證據作出檢控,任意拘捕,我個人認為已屬於「政治檢控」的範疇。

至於「策劃」,「指揮」,則明顯不是法律上可以用來檢控的罪名。或許有人會質疑,當記者採訪時也可同時進行上述行為!若是如此,則有嫌疑的不應只是我一人,還有其他在場,甚至比我站得更前的同工。

當然,歸根到底,之所以是我而不是其他人,和我在網台的政治評論有莫大關係。甚至可以說是guilt by association,而我是collateral damage。

因此,儘管整件事是如此的荒謬,我還是可以在其中尋找出一些「理性」:時至今日,香港已非昔日的香港,「遊戲規律」出現根本改變。處於這個巨變中,一直和平理性的新聞界,甚至學術界也不能獨善其身。又或許阿Q精神地設想,雨傘革命的威力太大,這個政權不得不作出這樣的鎮壓,否則它不會繼續存在。

因此,我不會視今次事件為新聞界(或者再收窄一點,是非主流媒體)的獨有問題,因為這是整個城市現時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為此,我由被捕至今,從未想過要向相關組織求助,因為即使大家再繼續高呼:「香港新聞界最黑暗的一天」,也不能解決現在的問題,或者再防止有新聞工作者在執行正常職務時被無理拘捕,甚至遇襲。

雖然我花了這些筆墨去敍述自己的遭遇,但我無意無限放大自己的問題,因為我知道,還有更多「無名無姓」的朋友在今次雨傘革命中遇到更不合理的對待,甚至被毆致重傷。

說到底,這是一場每一個香港人不能迴避的挑戰,要討回公道,要彰顯公義,所有香港人都要義無反顧地去爭取一個能夠保障香港人基本利益、以至生存權利的民主制度,一個能夠制約、監察正在無限膨脹,擁有國家鎮壓機器的公權力的民主制度,否則這只會是一個奴隸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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