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志宏:民主與科學的再遇 (26/9 公民講課文章)

Share This:
  •  
  •  
  •  
  •  
  •  
  •  
  •  
  •  
  •  
  •  
  •  
  •  
  •  
  •  

圖片來源:陳志宏臉書

在罷課這幾天的公民課堂中,見到來自不同人文社科專業的學者們都指出了各個領域與民主的關係,大家可能會開始疑惑:民主這原來是政治的東西,忽然間被扯成與甚麼都有關了。這是因為學者的牽強附會,還是我們不自不覺的將民主從我們的生活割裂了出來?

民主本來就是一種群體生活方式,這生活方式可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到我們的機會,資訊,權益,時間分配,思維,甚至獲得知識的方式。所以我們會見到民主與專制社會的人民,在個人思想行為上都有明顯分別。我們由此也可知道,要實現民主,就至少可以在爭取平等機會,資訊自由,平等權益,支配自身時間與思想的自由,及接受教育的自由方面等多方面入手,所以種類眾多的公民講座並非偶然,而是切實的民主生活反映。 我打算跟大家講民主與科學的再遇。既然是再遇,那就意味最初它們曾經一起,也分離過。在人類追求知識的過程中,哲學家運用智慧,向自然界與人類社會探索,一時間使科學知識的根苗與民主思想的根苗共冶一爐,民主與科學的初遇也就從此而起。

由啟蒙時代開始,先是見到波耳(Robert Boyle)與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關於真空是否存在的辯論, 奠定了人類以實驗的方法去接近真理的基礎,真理的探索逐漸遠離了宗教信仰給予的假設,及不再只為見證信仰而服務。其後又有牛頓(Isaac Newton)與洛克(John Locke)對於以實驗方法去檢驗知識的貢獻。以上這些以今日的眼光看來,都是來自科學專業與政治專業的祖師,其實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早已相遇。

上段所說的主要是想點出,民主與科學是有共同的根源,這根源就在於大家分享了共同的方法去探度真理。這種方法具體是甚麼呢?我稍後就會談到。在中國,知識界真正廣泛宣揚民主與科學的方法,要去到二十世紀初期的新文化運動,於是我們見到有胡適的自由主義思想,及陳獨秀,李大釗引入蘇聯的共產主義。先不論他們的立場為何,但他們都同樣的標榜自己主張是有民主與科學的內容。

隨住科學成果的累積,科學發展成為一門獨立於人文哲學的學問,相互學習的成本越來越高導致科學家與政治哲學家難以溝通。在一些國家之中,科學與政治界線明顯。政治家與科學家各有各忙,互不理睬。甚至在另一些國家中,政治運用科學作生產工具,科學家不干預政治。在此我要說兩個人物的故事:

一,薩哈羅夫

Dr. Andrei Dmitrievich Sakharov (圖片來源:David

他是蘇聯的核武專家,參與了蘇聯原子彈,氫彈的研發,他甚至主導了到目前為止也是世上威力最大的超級氫彈 – 沙皇炸彈(Czar bomb)的研發 (這是個溶掉全香港有餘的核彈),還開展了核聚變發電鍋爐的計劃,被蘇聯頒授了社會主義英雄的榮譽。然而在一次核武試驗中,他發現了實驗設施是用上囚犯的苦力興建,甚至蘇聯領導人根本沒有理會人民的死活,在沒有徹底疏散住民的情況下,以國家安全至上之名強行開始核試,這些都讓薩哈羅夫痛切的反思,科學的意義到底是甚麼?科學是否只是一個可以完全脫離人文價值的一個冷酷工具?人道主義在科學面前是否完全一文不值?從此,薩哈羅夫走上了人道主義者之路,不斷詰問蘇聯的獨裁者,甚至讓自己的名譽盡夫,人身安全不保。

二,方勵之

 

他是現代中國最出色的宇宙物理學家,在八十年代曾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在八九六四事件中被指為幕後黑手。方勵之在年青時飽受大陸政治運動所迫害,在幾乎沒有任何教育資源幫助下自修廣義相對論,開展自己的宇宙物理學研究。這些艱苦的經歷,使他對政治主導一切的社會,壓抑思想自由的體制深惡痛絕,所以在他主理大學教務的時期,他極力主張建立思想言論自由的大學環境,盡力將政治權力之手免除於學生思想之外。 從這兩個例子,至少見到兩個啟示。

第一,是政治與科學並不是互不干涉的東西,科學的威力有時可以被利用至威脅個人的生死,政治的威脅也可以侵害個人的思想自由,不管你是否科學家。第二,當科學與政體各自展現它們的威力時,它們必然再遇,再需要運用一套原有共同的方法,使政治不再侵害科學,科學也不侵害眾人之事。 到此要談到這種共同的方法的具體內容了。先說科學探索真理的方法。
在科學界之中,要最有效釐清事實,我列出下面幾個必需元素:

  • 1. 開放討論,接受大膽的假設;
  • 2. 反覆驗證,跟隨理性深思熟慮後再發表;
  • 3. 客觀審視,平等的看待各人的意見成果;
  • 4. 拒絕威權,不因某人的權力與聲譽左右自己的判斷;
  • 5. 同儕評審,讓彼此在不知道對方作者身份之下做客觀評審。

之所以有這一種系統的建立,原因就是科學家深深明白,沒有人能夠掌握全部真理,彼此也是受到自己智慧局限所蒙蔽。而且人類作為一種社會動物,其判斷容易受到大眾取態及對方權威影響,導致偏差。受到這些人類先天的局限之下,我們只能根據這些人類限制為基礎,建立一套最好的制度去尋找真理。

圖片來源:Kensir

美國的普及科學教育家Carl Sagan說過:

「科學方法作為一種尋求知識真理的方法,其實並不完美,但它已是我們能夠建立的最好方法。從這個角度而言,它也很像我們用來尋找社會真理的方法——民主的方法。」

人類在建立美好社會制度的同時,也不能忽略人類先天的缺陷。人們會有自私,會有貪婪,會有怠惰,會有無知等缺點,更加沒有人能夠掌握終極的真理,了解到全部人的利益。所以在民主的社會之中,也分享了與科學方法基乎一致的形式:

  • 1. 開放討論,人人也有平等的言論自由;
  • 2. 以史為鑒,反覆吸取歷史教訓,驗證自己的主張;
  • 3. 平等自待各人的意見,不會沒有根據的偏袒任何一方意見;
  • 4. 免於恐懼,拒絕威權,不會因為某一方有錢有權就可以威脅其他人的言論自由;
  • 5. 拒絕集權與壟斷,以保障眾人的權利受到尊重;
  • 6. 還有一些實制運行上的必要步驟,例如法治,及選舉制度等等。

總體來說,科學與民主的方法,兩者都不是最完美的制度,但比起集權的制度來說,它更大的保障了群體與個人的權益,運作起來的時候看似緩慢,但自我糾錯能力與精準平衡各方權益是卻比其他制度更加精準,已是在人類的限制下做到最好了。所以哲學家卡爾波普(Karl Popper)會說:

「不是共產主義不好,而是人類其實不配有共產主義。」

來到了結尾,容許我引一段新文化運動的主角之一,自由主義學者胡適先生,在其1930年代出版的文集之中的序言作結,內容是這樣的:

「……在這些文字裏,我要讀者學得一點科學精神,一點科學態度,一點科學方法。科學精神在於尋求事實,尋求真理。科學態度在於撇開成見,擱起感情,只認得事實,只跟著證據走,科學方法只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十個字。沒有證據,只可懸而不斷;證據不夠只可假設,不可武斷;必須等到證實之後,方才奉為定論。 少年的朋友們,用這個方法做學問,可以無大差失,用這種態度來做人處事,可以不至於被人蒙著眼睛牽著鼻子走。 從前禪宗和尚曾說,『菩提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這裏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史達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我自己決不想牽著誰的鼻子走。我只希望盡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點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我不如非暴力抗爭的專家Gene Sharp一樣,可以給予大家二百多種進迫政府的抗爭方法。但希望上述民主與科學的防身之法,也可讓大家終身受用。


Share This:
  •  
  •  
  •  
  •  
  •  
  •  
  •  
  •  
  •  
  •  
  •  
  •  
  •  
  •  

Comments

發佈留言

這個網站採用 Akismet 服務減少垃圾留言。進一步瞭解 Akismet 如何處理網站訪客的留言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