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睎乾:評張愛玲《少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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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文) 英國小說家福斯特(E. M. Forster)說,看故事(story)只需要好奇心,但情節(plot)着重因果,讀者要看出人物事件間的關係,更需要智力和記性。所以福斯特認為,儘管洞穴人能明白故事,但他們卻不可能掌握情節。羅德爾連小說人名也記不住,大概就是福斯特眼中的洞穴人了。《少帥》的故事簡單,但情節細密,像老式中國衣裳的點與點,交織出無數個相仿而不犯重的圖案。

要了解情節,必先思考因果。前文說,小說中很多片段式小故事沒頭沒尾,敘述得簡約抽離,令人難以投入。只喜歡看故事的讀者不必勉強讀下去。但如果要欣賞情節,我們就非得停下來問:為什麼要這樣寫?我認為,碎片式的敘事風格跟貫穿小說的四小姐視域是一致的。這是小說在形式和內容上統一時的必然結果——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名作《喧嘩與騷動》(The Sound and the Fury)的敘事法就是這樣。

四小姐儘管奇特地早慧,卻被一個她無法融入的世界重重圍困,世界之於她,就像〈色,戒〉王佳芝所見的路上行人,「跟她隔着層玻璃,就像櫥窗裏展覽皮大衣與蝙蝠袖爛銀衣裙的木美人一樣可望而不可即」。在四小姐眼中,外部世界永遠撲朔迷離,萬事萬物經旁人轉述,沒有前因後果,惘惘若夢,有時甚至於內心世界她也不敢確定,自己說話時「意識深處還是有一絲懷疑」。通部小說,幾乎沒有多少可信賴的第一手經驗——她覺得少帥是書上的人,自己則活在戲內,她的宇宙是二手的,注定與真實隔絕,只作為碎片而存在。

這部小說「好」嗎?我只能說我雖不是張迷,還是看到它不少好處。第四章末我就覺得很耐人尋味:四小姐和少帥交歡,他拉着她的手往沙發走,兩人的胳臂拉成直線,她落後幾步,發現自己走在一列裹着頭的無名女子隊伍裏。不加解釋,這章就如此終結。《小團圓》也有同樣一幕:九莉忽然看見五六個女人連頭裹在回教或古希臘服裝裏,一個跟着一個,走在她和之雍前面。

我想起昆德拉(Milan Kundera)《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裏,特瑞莎反復夢見自己在一隊繞着泳池步操的裸女當中,而她的丈夫湯瑪斯恰巧跟少帥和之雍一樣風流。「女子隊伍」似乎是女人潛意識底層一個古老原型[ref]1.榮格(Carl Jung)主編的《人及其象徵》(Man and His Symbols)在一九六四年尾由Aldus Books出版,書裏收入韓德生(Joseph L. Henderson)的一篇文章,提到這個病例:某女子受過高等教育,婚後跟丈夫性生活不諧,有次做夢,看見自己置身一列像她那樣的年青女人隊伍當中,走在最前的那個被斷頭台砍下頭顱,後一個便挨次上前,如是者前仆後繼,她居然安心地繼續排隊,似乎願意承受同樣的命運。原文如下:“She dreamed she was in a line of young women like herself, and as she looked ahead to where they were going she saw that as each came to the head of the line she was decapitated by a guillotine. Without any fear the dreamer remained in the line, presumably quite willing to submit to the same treatment when her turn came.”參見Joseph L. Henderson, “Ancient Myths and Modern Man,” in Carl G. Jung, ed., Man and His Symbols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1968), p.129。《少帥》打字稿在一九六四年中已經完成,《人及其象徵》還未問世,也沒有證據顯示張愛玲看過這本書(儘管她肯定讀過榮格),但小說和病例中的「女性隊伍」毫無疑問有非常相近的寓意,似乎源於同一個集體潛意識的底層。[/ref],因她們之名,四小姐、九莉和特瑞莎得以在同一個世界相遇。但至少特瑞莎還有夢醒的可能,四小姐和九莉卻走投無路了。

特瑞莎的夢,昆德拉夾敘夾議也寫了兩三章,確保讀者不會忽略它的象徵意義。但張愛玲寫的並不是夢,而是一個道成肉身的隱喻,它以神視形式作超現實的顯現。對普通讀者來說,神視似乎比夢更有解析的必要,但張愛玲卻偏偏不着一字。她不會沒想過我們因此納罕,但我們作為讀者,在此處不是應該跟四小姐一樣感到詫異嗎?作者何必絮絮叨叨解說,讓我們享有特權,得以免卻存在的不可測的焦慮?

一九七六年,張愛玲寫信給宋淇說:「《小團圓》是主觀的小說,有些visionary(神視性)的地方都是紀實,不是編造出來的 imagery(文學意象)。」如同九莉,四小姐那魅異的、碎片的世界也是作者紀實。張愛玲只是老老實實用自己的視角寫作,在本質上呈現自己的人生;如果我們因而感到困惑,那大概也是她希望達到的效果。

愛默生(R. W. Emerson)說,我們在天才的作品中,會認出被自己丟棄的思想,它們陌生而莊嚴地回來。「惘然」,也許就是我們最義無反顧地丟棄的感覺,卻在張愛玲的文字中一次又一次地重來。《少帥》以大時代為背景,寫的依然是個人生命中的惘然,他和她似乎大團圓了,一陣無以名狀的若有所失還是揮之不去。如果我們能夠在小說內跟自己意識深處的一絲疑惑相認,就沒有辜負作者的啟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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