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宇威:說宗教 談建國 ──日本「神道」與香港「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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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平安神宮 (攝:盧斯達)

香港要所謂「建國」,關鍵是否在於宗教信仰的失落?抑或在宗教信仰的問題上,香港由於缺乏自主的本土宗教,因而也缺乏建國的道德維繫?

最近《本土新聞》刊出副題為《香港建國.成敗在信仰》的來稿,提到作者遊歷日本,驚嘆於東亞島國,發展經濟和都市面貌之餘,不忘守護自己的本土信仰。從守護信仰的基礎,發展出全民的高尚道德情操。其中作者舉例指售貨員、升降機控制員,以至一般日本小童皆有鞠躬表達謝忱的習慣,究其根源,作者說,「自我認同‧源自信仰」,他歸結於日本千幾年來,高舉神道。雖然其他後續討論不多,但這種觀點,得到零星的回應。

前輩蘇賡哲於數日後(8月22日)的《太陽報》專欄就提到該文,並評價原文提到日本人的「真誠禮待」,蘇氏簡稱為「禮貌」。他說「禮貌只是表面,[除此以外]還有更深刻的內涵……表面是禮貌,但動機是感恩。」雖然後來蘇氏把日本民眾對別人待之以禮的「感恩」,與對待所謂「戰犯」的敬禮作出比較,似是筆鋒一轉,對日本民眾的行為,從肯定走向否定。然則蘇氏也未有/敢明言,或因尚處思索階段──故本文暫不就蘇氏立場作太多判斷。

反之本文欲由此而帶出建國與信仰的討論。

神道的「神」 不同其他宗教

若論日本人「事無大小,……不求他人讚賞,只求獲得自我肯定。這種極度自我榮耀的心態,」由其「文化土壤孕育而成。」我們則不禁要追問:日本人的神道傳統何來?

查日本神道教的信仰,與日本政治的天皇體制密不可分。現當代的神道信仰,表面上仍是泛靈膜拜的行為,然而,更深層的神道其實是天皇軍權神授的體現。楊百川於其《遊日記》文中引述「維基百科」把神道放入「泛靈多神信仰」之列。「泛靈」的意思,就是把世界萬物,皆視作有靈而敬拜。

讀者若有週遊日本的經驗,很容易就能在不同的小區,找到神道廟宇。裡面供奉的神祇,往往不是具體的人物,而是抽象的萬物,例如花卉、茶杯、雀鳥等等。這固然讓我們有泛靈膜拜的錯覺。但歸根究柢,神道的根本並不在於純粹的「死物崇拜」之上,而是長期的、對天皇以降的架構的一種超自然認同。

學者普遍同意,日本的神道源自公元五至八世紀,因此也有學者認為,當時中國正好出現「五斗米道」。神道信仰很有可能就在當時,從五斗米道提煉,經朝鮮半島傳入,繼而發展起來。早期的神道基本上都是前述的泛靈崇拜。神道一詞在日文雖然讀作「Shinto」(しんとう),但「神」實質是早年被借代到日語,作為表達「靈魂」(Kami;かみ)的意思的一個漢字,並不獨指「god/goddess」,而更多的是「deity」或純粹的「soul」。

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flickr)

後來日本經歷明治維新,把神道的泛靈崇拜體制化,並加入天皇以降的層級政治人物(例如一些宗廟和國社的設置,裡面供奉彪炳的政治人物),作為充實神道教的一個手段,換句話說,日本從此走進政教合一的時代,而神道則加入了「擬人」的因素。

是神道 也是鬼道

筆者曾經在北海道從事短暫的神道研究,見識過一些早期神道的畫符與祭祀紀錄,前面提到的「靈魂」(Kami;かみ),也可以指代成「鬼」(也是漢字的「鬼」字,有時在右上角也有一隻角)。由此可見,既是神道,也是鬼道。神道一方面把日本人的超自然世界觀,貫穿成鬼神同道的靈魂崇拜,也是尊敬。後來的明治天皇,則把人間的體系,匯集成神道的一部份,從神道出發,對天皇和其他政府職員產生同等的膜拜。天皇寓所附近,有一大片森林。森林當中有一個神道廟宇,可以說是這種結合的具體證據,對天皇敬拜,儀禮有如對一尊神道的神祇崇拜一樣。甚至皇居附近範圍稱為「丸之內」(Marunouchi)。

通曉日語及日本文化者,便知「丸」乃是日本人的集體代名詞;而「uchi」乃是「屋企」的意思。對日語稍作瞭解,就能明白「皇居」實際上就是日本人精神上的「家」。天皇正統的豎立,配合神道的信仰,因而也成為整個日本民族的基礎,支持著整個國家的自信。

再到香港的民間

與日本民族的自信相比,香港民眾對待本土宗教的態度是渾沌的、瞹眛的,也是含糊和缺乏自豪的。一個外國遊客到步香港,如果問及港人朋友,「你們香港的本土信仰是甚麼?可以給我介紹一下嗎?」面對這條難題,相信一般的港人也只能搬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答案,比如引述民政事務局的說法,介紹香港有六大宗教:天主教、基督教、回教(伊斯蘭教)、佛教、道教、孔教。然後補充說「香港享有宗教自由」,普羅市民無須被強逼而成為(或自稱)無神論者(atheists)──無信仰或無神論在香港,本身就是信仰自由選擇的結果──等等。

然而,在民間的層面,香港又有很大一片人口,信奉地方神明,習慣燒香,敬拜祖先,也會在法定的節日進行特定的慶祝儀式,好像農曆新年會派利市,在端午扒龍舟、吃粽,每月初一十五茹素,清明集體掃墓,考試或者失戀時到廟宇求籤之類。這些本土信仰,港人礙於以為是「迷信」「落後」,未必會主動以宗教信仰的角度介紹於外人;或者一如香港旅遊發展局,只能將之包裝成「風俗」、「傳統」、「特色」,而無法直接把「宗教」二字宣之於口,承認它們正好就是香港的本土信仰。部分原因,或可責賴於西方殖民主義,以及隨之而來的基督宗教文化,但更多的大概是自五四運動以來華裔菁英對待自身文化的蔑視。

大嶼山大佛_Hong Kong

大嶼山大佛(Flickr)

香港經歷一百五十年英人統治,雖然英國政府在香港並沒有暴力地根除香港的本土信仰,但民間社會受到歐洲宗教主流的薰陶。普遍以為「宗教」(religion)一詞必然意指制度性的宗教系統,一來中學會考的宗教科(ReligiousStudies)被扭曲成聖經科(BibleStudies),二來大學開辦的宗教學(TheStudyofReligions)課程,常被誤解為基督教神學(Theology);尤有甚者,東方宗教如佛教、道教亦漸漸以天主教、基督教等西方體系作為模仿對象,改變自己的運作型態,嘗試將自己層級化,或者宮觀化──此將另文討論。

要回應香港的本土宗教何在的問題,必然無可避免要探討甚麼才是主流宗教。聲稱在港信眾數目最龐大的佛教和道教,數字上十分耐人尋味──單是道教聯合會就指出其信徒數目有逾[數]百萬之多。

就此,每年港府出版的《香港便覽》,也有「宗教與風俗」一項,然而統計數據並非從人口普查之中,經科學化的方法整理出來,而是單憑「國籍」和「族裔」人口推斷相應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例如印尼及巴基斯坦族裔視作理所當然的穆斯林,菲律賓籍則必然是天主教徒等等。《便覽》的信仰比率連年變動不大,統計處簡單地總結香港「佛教和道教信徒數目最多」,當然是較之其它宗教而得出的結論──不過具體列出數字的宗教項目之中,最為關鍵的基督教人口也不過六、七十萬,佔香港總人口只約十分之一。

若說主流,則遑論緊隨其後的其它所謂六大宗教代表了──即尚餘天主教、伊斯蘭教、孔教。

但問題是,香港的民間所信奉的本土信仰,如燒香拜神祭祖等等,事實上與這裡提到的佛教和道教,並不完全等同。系統化、企業化、宮觀化的佛教和道教,只是東方宗教之中的一種型態,他們也是最懂得把自己組織起來的其中代表而已。

Longshan Temple, Taipei, Taiwan

龍山寺 (Flickr)

許多本土信仰的追隨者,並沒有足夠財力和時間等資源去把力量統合,故而讓人往往產生錯覺:以為他們就是徒具宗教的內容,組織上卻散亂,帶有虛無縹緲的感覺。信眾很多時候也沒有自覺自己正在參與宗教生活──而他們卻又天天抽空進行信仰方面的活動,如上香和祈求平安等。

社會學家楊慶堃把這些沒有組織的信仰通稱作「離散宗教」(diffusedreligion),雖然後來有洋人學者提出「離散」的英文帶有貶義,改稱作「非制度性宗教」,但其用意是帶出正統佛教和道教並不能等同或涵蓋所有華裔民眾的信仰活動。香港人對待自己的宗教身分,常帶著洋人或者基督教的偏頗觀點:把一切視作迷信和落後。情況一如基督徒在日本,同樣會批評神道是「迷信」和「落後」一樣,而且會批評他們「膜拜『天皇』這個偶像,以及一些去世的先賢將軍,當中有不少還是犯下戰爭罪行的『魔鬼』,這是有違《聖經》的教誨的……」

未解殖的香港本土信仰

剛才提到佛教和基督教,當然在香港也有一定的信眾(和信徒)基礎,但對比起本土信仰,佛道的影響力似乎十分侷限於特定的菁英階層,並非全民共享。當中也包括功利的因素,例如在香港,要爬升社會階梯,成為政治或權力的主流者,往往要藉著依附宗教主流作為台階。因此,我們不時會遇上香港家長為了幼兒升讀名校而受浸信主,也有不少知名律師、醫生、電視台總經理,或者政府首長,宣稱自己是虔誠的天主教徒。

有趣的是,比如著名的香港慈善家何東(RobertHotung),他既信奉基督,卻也念佛,平妻更是佛教東蓮覺苑的創辦人,他亦是該苑的主要贊助者(patron),但民間並沒有很多人能夠像他一樣在宗教上跨界,普羅民眾的宗教認同必然要非此即彼。這是宗教的選擇,也是政治的選擇,背後有著實際的原因,而當中的佛教、天主教、基督教自殖民地時代起,就已在社會服務和教育範疇具有領先的地位,除非是捐資者,否則在接受這些服務的下游群眾,就要慢性接納宗教的灌輸。香港的本土信仰問題,本身就有待解殖(de-colonize)。

一個很好的例子,香港的華裔菁英曾經在1928年,藉當時港英政府的支持,提出《華人廟宇條例》,充公和規管本土廟宇──本土宗教的重要場所。其時兩名華裔立法局議員提出私人條例草案,嚴格地抑制「華人廟宇」和本土信仰的發展。許多廟宇也開始被拆除,而廟宇委員會清一色是華裔港人。也許本土信仰在本質上與佛教和道教就是競爭的關係,當時佛教和道教團體也沒有極力反對條例通過,甚至樂見其成;某個在東九龍為人所知的大型宮觀更主動逐年捐助委員會的工作。

這是十分弔詭的歷史,卻又似曾相識,好像這些年來爭取民主的寡頭機構,也十分積極打擊離散的同路和社會運動,甚至投票支持一些限制自由價值的決定。

換句話說,香港的本土信仰,例如一些本土神祇祭拜,並沒有被視為是香港主要宗教的一部份,甚至往往受到所謂的主流所排斥。可以說,香港的本土信仰並無一如神道之於日本一樣得到民間的尊重。

 

繼而本土信仰寄情何處?

先莫論宗教信仰在「建國」過程的重要性;但儘管「民族信仰」可以協助「建國」,香港要重拾本土信仰,似乎困難重重。

許多港人談及宗教,必然以排他心態待人,尤以基督徒的身分最為強烈,而更多的或是一些所謂無信仰的一群。但這很可能是對宗教的一種誤解。基督徒的生活當中其實存在著本土信仰的影子。箇中例子,見諸於本地基督教喪禮之中,基督徒雖然口裡說「反對迷信」、「沒有禁忌」,卻又在意蠟炬的顏色絕不可以是紅色──否則會導人走向迷信:迷信紅色代表「喜慶」和「笑喪」云云;又例如喪禮完結,卻又模仿民間信仰安排傳統中式喪禮的「櫻紅宴」一樣,甚有自相矛盾的味道。在在顯示基督教在香港,實質深受民間本土信仰的細節所影響,並非純粹《聖經》所述的宗教聖徒。

但話說回來,基督宗教對香港本土信仰的歿落的影響,並非關鍵性的。香港本土信仰的衰落和不受認同,誠如先前提到,有更多是自信的問題。另有一點,值得一提:

社會學家楊慶堃認為「中式傳統信仰」──本文稱作本土信仰──與基督教之類的制度化宗教有異。制度化宗教有一套神學、儀軌,以及獨立於其他世俗社會建制的組織。它本身就是一個社會體制,有自己的理念和結構;而「離散」的傳統信仰,卻與世俗的社會交織起來。離散的信仰體系的活力,取決於它所交織的社會的形式和活力,因此假如後者衰落,宗教傳統也會走上類似命運。楊氏舉例說,好像拜祖的傳統在都市環境注定要歿落,因為城市的環境減弱了拜祖的基礎──大家庭的聚落。

若以此作為思考的方向,香港的居住單位漸漸縮細,三代同堂的可能性減少,核心家庭變成趨勢,拜祖這種本土信仰自然難以維持下去。故此香港本土信仰的發展,實際上也受到地產價格上升的壓力。

或者是時候反思,當港人羨慕日本人能夠神道建國,東遊島國「去打卡影相,在手水舍澆一勺子池水洗手和漱口」的同時,何故「拜日本的神,卻蔑視本港拜神祭祖的傳統風俗」?當中有多少是殖民地心態的殘留思想,甚至對宗教的認知,是否或多或少帶有「基督教──伊斯蘭」一神中心(monotheism)的偏見。除此以外,又有多少是基於經濟環境等因素,這實在是值得港人思考。

彈劾曾蔭權 還我雙普選!

曾蔣權據稱是一個天主教徒(Flickr)

回歸本土 還是寄情異國?

誠如《遊日記》作者楊百川提到,「香港自從七十年代普及教育,整個社會的新生代接受西方理性教育,排拒古舊傳統,視為迷信、反科學,而中式習俗無刻意承傳,各方事業漸漸失卻接班人,新興西方文化在各個領域佔據香港,四十年來,將傳統風俗連根拔起,所餘無幾矣」。筆者最近參加兩場婚宴,新婚的友人提到,「中式婚禮服裝好像一套殭屍的服飾」,故此只以西洋風格進行註冊儀式;又有朋友本身並非基督教徒,卻喜好教堂婚禮的形式,大曬金錢租用薄扶林演藝學院管理的猶太教教堂舉行婚禮,用別人的濃妝,遮蓋自己臉上的暗瘡,可笑之中帶點可悲。香港本土文化之失落,又豈止是「已從流行領域取締中樂,中式婚禮吹嗩吶也嫌老套」而已?

楊百川在文末慨嘆「現代父母自詡理性教育,凡事講道理,失去風俗框架,好多時父母前言不對後語,有理說不清,都唔知自己嗡乜!」其中例子若再以婚禮為例,則現代父母只知有男家禮金,而不知道古有女家聘金,只知有回門金豬,而忘記古時女兒應在家守節。

香港「建國」若要信仰支持,港人必然要反省自己的本土何在,是否寄情異國的宗教傳統,而棄本土信仰文化於街角。任由宗教寡頭定義我們人生的信仰,繼而主導我們的「建國」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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