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伊波拉病毒——階級、種族、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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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波拉不只是病毒,還是香港一套經典cult片。大學時讀過一個關於「香港電影」的course,我做的presentation就是研究邱禮濤,所以也就寓學習於娛樂看了不少邱禮濤的戲,《伊波拉病毒》固是必看。

邱禮濤是個很難歸類也很有趣的導演。他拍很多商業片,無線的Laughing哥電影又是他拍的,以及很多你不知道他拍過的爛片。邱禮濤拍片好快,多快好省,成本低有成本低的拍法,總之他就拍得出來。在電影界叫苦連天謂市場萎縮的時候,邱禮濤永遠有戲開。他說:「有人認為與其拍件垃圾出來,不如不拍。我覺得拍件垃圾,總比甚麼也沒拍成好。」

你說他低俗,但他在二千年以後又拍了很多商業味淡的社會派言志電影(《等候董建華發落》、《反收數特遣隊》、《給他們一個機會》等等)。二千年他還走去嶺南讀文化研究,越來越有草根知識份子的格調,寫了《一個導演的文化思考與實踐》,將自己拍電影的意義理論化起來。

他引述Jenny Cameron及Katherine Gobson的論文《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in a Poststructuralist Vein》(後結構主義者脈絡的參與式行動研究),將電影當作一種參與社會的「文化研究」:

「參與式行動研究的政治,主要是指向改變向挑戰社會的結構和關係,使被壓迫和被剝削的人得到解脫,讓人們可以認識到他們真正的本質。」

《伊波拉病毒》的種族與階級視野

《伊波拉病毒》已經是1996年的戲,黃秋生演過《人肉叉燒包》之後再演變態佬,有大量強姦、殺人、分屍的狗血場面,要多低俗就有多低俗,令人看得非常過癮。但我覺得即使是這套看似瘋狂低俗的cult片,都揭示了邱禮濤「左翼文化人」的因子。阿雞在香港殺了人,逃亡南非,在華人開的餐館打黑工。因為是黑工,所以人工比一般人更低。羅莽飾演的老闆知道阿雞的背景,因此亦放心剝削。阿雞的特點是窮、樣衰、賤格,連南非的雞都不做他生意:「黑雞當我白人,白雞當我黑人。」揭示了南非混雜紛亂、互相敵視的種族狀況。

南非在殖民時期是黑白對疊,黃種人加入戰場,經商、開餐館,不自今日始。在《伊波拉病毒》的時期,是餐廳;今日的中國人,做的是大茶飯,是開採天然資源的百億生意,是國企,或走私。有一次阿雞同老闆去入貨買肉,白人肉商抬價,差點要掃地出門。老闆為了慳錢,搭路親身去跟黑人部落買豬。去幫手駕車的阿雞在路上看見一個染病的黑人少女暈迷,色心又起,上前強姦,才染上伊波拉病毒。

「恰鳩我?」

阿雞象徵被欺壓的小人物,他得到伊波拉「加持」之後,人見人怕,對外界作出瘋狂報復。他在戲中的口頭禪是「恰鳩我?」阿雞因為感染病毒而生人勿近,被兩地警察追捕。伊波拉病毒是非洲大陸的特產,阿雞被香港警察追捕的時候爆出一句:「伊波拉係個天製造啲咁既野黎對付你班陷家鏟架﹗」阿雞一直受剝削(雖然他本身就是正常社會規範之外的人),而非洲又是傳統殖民主義中備受剝削的地區。來自非洲的病毒加上阿雞的各種暴力行動,隱然象徵被剝削者對剝削階級的反抗。

全球化=陷球鏟

近年非洲和大陸打得火熱,因為「北京共識」絕對比「華盛頓共識」吸引,「北京共識」就是你來跟我做生意,但不要碰我的政治,也不要干預我的「國家內政」。北京要資源,非洲要錢,大家一拍即合。

非洲和大陸有頻繁的人員往來,在廣州就有很多黑人,甚至有報道指廣州連黑人娼妓也有。伊波拉傳到大陸,不是很困難。香港跟大陸又是那麼水乳交融,香港要重覆03年的災難,有多難?不要期望中國的甚麼通報機制過了十年會有甚麼進步。每天都有千千萬萬大陸人來香港,而大陸的衛生情況有多好,大家心照。全球化的後果,就是「陷球鏟」的風險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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