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妄齋:「咁嘅票,我要唔落」——回練乙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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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litlnemo

日前閱《信報》練乙錚鴻文,小題「提委會騙局」論及政改方案的布局,中央政府以提名委員會內多數決篩濾利害一致的行政長官候選人,然後祭出「一人一票選特首」的口號,愚弄渴望民主選舉已久的市民。而即使在提委員這一節鬆綁,亦不等同放任由之,而是透過社會各階層的動員,令民主選舉形同虛設。換言之,就是以「有票,真係唔要?」的謊言意圖「兌現」《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內對港人的莊嚴承諾,將全民普選魚目混珠。

民主的原則,一在政府權力源於人民,合法權力必須得到公民授予,而制度是通過選舉產生權力架構,一地首長、政府及議員均由公民選舉;二在決策上應用「少數服從多數」的法則;三在決策過程必須充分保障少數權利、尊重少數意見。既從賢,亦從眾,才是民主政制的真締。

港人是否真如練總所言,單純得盲信民主就是少數服從多數,毫不考究中共及港府的說辭呢?我看未必。

追本溯源,本土的民主思潮發軔於七八十年代,尤其在八十年代初英中兩國探討香港前途問題之際,學界、輿論界乃至民間均甚為關切本港的民主路向;經歷八九年中共血腥鎮壓學運後,更令他們深知惟有推動本地民主化,方能抗衡日後紅色政權的宰制;及後迎來九十年代末任港督彭定康主持的政制改策,立法局逐步過渡至民選議會的格局大體確立,可惜在表決之際功虧一簣,種下迄今功能組別千秋萬世的禍根。

話雖如此,何故當下面臨奠定民主體制的時刻,反而產生這種「常識缺失」?其成因甚為複雜,故此僅歸咎於市民無知或漠不關心,頗覺粗疏。但我們仍可嘗試從親建制的輿論腔調中推敲部份答案。

香港解決分歧 昨日不靠民主

縱觀近代香港史,香港之所以蛻變為傲視世界的都市,是建基於缺乏完善的民主制度下,準確點即得力於英殖的威權統治,鮮談政治而側重推動經濟而成,因此英政府已隱然為香港創造一種獨特的發展模式,不需要充份的民主而可使民生富饒,這是其一;

而在既得利益者的考慮,雖無民主而有自由,按如今社會的豐足,有許多向上流動的機會,就算面臨貧富階層分化,自可以提供較為優渥的社會福利解決,無庸以民主化解分歧,否則意味著削弱甚至破壞他們藉體制得益的渠道,帶來未知的騷動不穩,這是其二。

是以大家不時會聽到不少扭曲民主的怪論,例如聖公會大主教鄺保羅說「普選並非萬靈丹」,前行政長官曾蔭權謂「民主至極則為文革」,前保安局長葉劉淑儀言「希特拉亦藉民選上臺」,還有以印度、泰國乃至臺灣的民主亂象申述民主體制的缺失。簡單歸納就是不受制約的民主,會為社會帶來嚴重亂局,甚或誕生專制或民粹的壞政權,這正好成為中共以「高門檻」從嚴挑選特首候選者的論據,不論是提委會內多數決的「機構提名」,甚或昨日由人大常委會傳出的「過半數提委同意」方能出選。

不諱言,民主並非毫無缺陷的制度,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其弊端之一,就是上述的「多數人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

司法把關 阻止多數暴政

前文曾提及,中共之所以一直忌憚在香港施行政黨政治,源自恐懼反對黨通過挾持民意得勢。先以訂立《公投法》之類動搖其統治,並樹立反共旗幟、重訂本地憲法甚或自決前途後,在本港的親建制派將因為與本土利害抵觸而被逼迫、安上罪名,一如古希臘城邦以「陶片放逐法」(Ostracism)公決流放的荒誕,中央政府對此卻鞭長莫及。但這無疑是一種滑坡式(Slippery Slope)的推斷。

在此且引用歷史實例說明。比如提及希特拉掌權後,納粹德國推行臭名昭著的《紐倫堡法》(Nuremberg Laws),立法迫害猶太人。但二戰後德國公民深切感受到多數暴政的危害,於是聯邦政府設立政維護憲政的聯邦憲法法院(Federal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Germany),是由少數法官組成的獨立司法機構,其關鍵作用在以理性中立的態度,專注審查並裁決議會通過的法律,若有違反憲法即可宣布無效。換言之,即以法治制約民主可能演化為民粹,設置限制國家權力的制度。

另一重要的里程碑,是二戰後聯合國(United Nations)的建立。其首要目標,一為維護世界和平,一為保障人權狀況。聯合國之所以通過《世界人權宣言》(UDHR),並訂立兩項人權公約(ICCPRICESCR),目的就是保障全球人類的公民、政治、社會、經濟及文化權利。人的權利是跨越國界的,過往一個主權國家,可任意處置其國民,剝奪其人身權利,但人權公約則令國際社會可以監督該國的人權實踐,甚至在必要時適度干預。如前文言及,人是乃民主的一帖解藥(Antidote),限制政府濫用權力,抗衡倒行逆施的法律,假民主之名行寡頭之實。

圖片來源:oriol04

按上所見,香港長久以來的司法獨立既有優良的法治基礎,而且《基本法》39條亦訂明上述兩項人權公約在主權移交後仍然有效,故此毋庸擔憂開放選舉門檻會帶來多數暴政之弊。

反而是2007年人大常委會的「1229決定」,局限提名委員會改組的可能,繼續將提名權置於所謂「四大界別」1,200位幾近全由不民主的手法產生的委員,並將以宣稱是「按照民主程序」的提名方法挑選特首候選人,並以舖天蓋地的公關宣傳說服市民,那不是可笑至極嗎?

提委會剝奪大眾權利

而昨天人大決議案的消息,由委員會組成乃至選拔候選人方式,都不離上述「決定」,甚至連允許若干候選人競爭也明文規定。以利益均沾者馬首是瞻的委員會,運用凌駕於公民之上的公權力控制我們的選擇乃至結果,與民主政制的精神背道而馳,人權公約卻莫之奈何,憲法甚至保障這群小眾剝奪公民的當然權利。

這並非社會多數少數的問題,而是港人的政治權利被自詡社會主義民主的人民議會公然侵犯,許多人對此尚無知無覺。關注政制發展的市民,不得不察。

「民主換不到麵包」的偽命題早已是老生常談。民主政制對經濟成就、施政效率的積極作用,並非體現在直接及即時可見的效果。不少懷疑者會認為,香港從英治以來皆屬行政主導,祇需政府發布行政命令,政策即可施行。

例如港府為壓抑高懸不下的樓價,立刻採取「雙辣招」措施,在立法會也是「先訂後審」,反映港府的高效率;但若改為全面民選,審議過程因為社會各階層的利益矛盾,彼此角力好事多磨,延誤諮詢及立法進度。

柏立基(圖片來源:Horatio J. Kookaburra

長官意志決定一切 潛藏巨大不穩定

但他們忽略的是,民主體制有助營造更合宜的社會環境。例如跨國企業選擇投資的先決條件,是考量該地區的政制是否穩定、司法保障是否完善、產權制度有否確立。若然抽空民主政制,缺乏公眾參與及監察,一切依賴少數官員的行政命令決定城市命運,也許可換來迅速的建設發展,但代價之重未盡量化,例如放任自由行卻罔顧彼此間的文化適應(Acculturation),導致公德及港中衝突等社會成本。

再者決策的高效,固然可以在短期內通過一項工程,但一旦決策失誤,一意孤行造成的危害和影響深遠,需要漫長時間才恢復過來,一如昔年中共「大躍進」釀成民不聊生的慘象,直接令國家發展落後十年以上。

民主的決策機制,要經過反覆諮詢及議會商討,達至共識過程也許緩慢,但經過各界利益的博弈以後,則較少出現決策失誤。「慢慢來比較快」,相對盲目追求效率得不償失,在民主體制下政府制策厚積薄發,長遠而言得益於社會自下而上的慎思,反而得到更穩健的發展。

更重要的是,我們應當警惕從歷史得到的沉重教訓:昔日集權的國家,為了穩住政權不擇手段,是以歷來專制政權均充斥著政變陰謀、兵民殺戮的片斷,這才是令社會陷入長期動亂的源頭。

恰恰相反,好不容易建立的民主制度,則是藉選舉的政黨輪替實現政府權力的和平轉移,解決不同階層的紛爭;憲法賦予公民遊行集會、表達申訴自由,雖然看上去稍有亂相,也不會導致政府與人民兵戎相見的場景,因為民選政府的執政黨要贏得民心,不管願意與否亦需從善如流,否則將在下屆選舉必遭選民唾棄。

香港模式 敗象已呈

回看上面提及建制輿論的要旨:「香港模式」過往不是得到超越許多民主國家的成功嗎?不少論者急不及待地引用美國傳統基金會的經濟自由度指數(IEF),自發表報告20年來皆由香港獨佔鰲頭,而由政策干擾甚微、營商環境優良以至私營企業比例,從來是典型的市場經濟,試圖論證本地經濟的發展無關政制是否民主。

不幸地,他們抱殘守缺的思維往往追不上時代步伐。我們不妨留意清廉指數(CPI)已連續兩年下挫,其報告內清晰說明廉潔是確保經濟自由及社會安定的重要一環;更教人吃驚的是,《經濟學人》今年首度公布的裙帶資本主義指數(CCI),身為國際都會的香港竟然高踞榜首。

但細心思考,得此結果並不奇怪。英治以來,政府早銳意將香港塑造成自由貿易的樂土。但那不過是表象,實際上本地主要的產業均處於以英資為首的大型洋行(如怡和、和黃、太古、會德豐)掌心,換言之即由外資緊扼香港經濟命脈,而其幕後與昔日宗主大英帝國以及英屬香港政府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其後華商抬頭,以豐厚資本收購洋行或自主門戶,取代外資而成主宰,但與港府的利害關係並無切斷,英華共處各取所需;直至97主權移交前後,中資新貴蠭起,彼此「同聲同氣」,由是在政商結納、裙帶關係盛行的狀態中更加如魚得水。

前文嘗剖析中共老人政治的成因,其一在利益輸送的延續性(Dynastic)及家族式(Nepotic),前者為縱向繼承,後者是橫向旁及。歐美國家並非不存在貪污腐敗,但因為有選舉任期、輿論監察及司法體制的配合,難以形成龐大的權力系統;是以CCI前列十居其七屬於東南亞國家或城市,她們名義上多為民主制,卻未有實行完善的民主制度,執政黨在半威權體制下未曾受到真正選舉洗禮,民眾未亦有經歷足夠的政黨輪替的鍛鍊,故此衍生官員濫權、商人壟斷,而在下者不甘受統轄而潛在政局不穩的隱憂。

因此這些國家轉型需時,過渡至如日韓等政治及經濟較為成熟的政體。

2014 香港七一遊行

香港政改 利益板塊全無轉移

顯然地,按現在所知政改方案的提名委員會組成,不僅未能斬斷利益糾結的紐帶,反之鞏固了利益集團的攤派,成為社會進步的窒礙。由於《基本法》45條訂明參選者必須經提委會首肯方能競逐,言下之意即是無論公眾採用任何提名方法(政黨、公民、機構),最終仍有提委會把守關防。

「四大界別」框架以至人數維持原狀,利益板塊全無轉移,再換多少屆也是「左手交右手」,最後得出的絕大多數是所謂「殭屍票」,了無個人意志而受利益所繫的中共擺布。

而篩選形式極有可能是經「全票制」(複數票,並非逐一審核參選者)及「過半數」雙重保險,即使政見有異的參選人在委員會內得到相當提名票數,祇要他的得票不逾半數(600票),旋即參選無望。

那麼就算得出2至3位候選人出現,必定是中共屬意的人選,無異過往的「小圈子選舉」,不過現在是給你「梁振英甲」「梁振英乙」的虛假競爭,根本談不上選擇。所以中共大方地讓本港擁有「一人一票」的普選,也不怕港人借選舉「造反奪權」了。

趨利是人之常情,故此不必強行以義利二元化,然後否定公民的選擇。但要害正在此處:投身政治參與,關注公共事務,大多取決於切身利益,諸如醫療、教育、房屋、福利、社會保障等重要議題,是以從政者不能妄想像三流推銷員般僅靠三寸不爛之舌煽動人心、高呼民主自由、大開政治期票,就能騙取選民信任。

若然讓公民參予投票,選出的人並非民心所向,無力排難解紛,不能為民喉舌,誰會肯費神投票?如果選舉過程不公正,參與其中但結果形同內定,誰都預見結果,誰會玩這場「民主」遊戲?

政治冷感將會加劇

推而廣之,公民自然對選舉厭惡,對政治的冷感比未有選舉前更甚。爾後中央政府大可名正言順地宣稱:我們「恩賜」特區夢寐以求的民主,反應不也冷淡如故嗎?那麼我欽點甚麼候選人也可以了;而親建制派亦可乘機譏諷:2017年特首選情冷淡,反映港人的公民質素也不怎麼樣,如是者立法會選舉也不能全面放任地區直選了,因為大家都不關心政治民生。

此類觀點誠然侮辱選民的智慧,但這不就是中共日夕想在香港實現的事嗎?

一票亂袋 殺死普選

沒錯,建制可以對選民施以極端的手段騙得選票,這是在民主實踐中無可避免的階段。可是正因如此,我們才更應追求公正競爭,由公民到政黨均從中汲取經驗,確認手上的一票彌足珍貴,提高對政客甘辭偽相的抵抗力,審視候選人政綱及思考投票意向之際更為慎重。這是培養理性選民的必要過程,也是我們應有的堅持。

故此在政改方案塵埃落定前夕,務須以公民參與甚至公民抗命,奪回快將失去的普選權利,並反制中共千方白計要愚化甚或淡化選民的投票意欲,而非認命地「袋住先」,要了那殺死真普選的一票。

1995年彭定康到訪體藝中學

上一代斷送前途 這一代被迫爭氣

香港的民主進程,也許早在立法局否決「95直選」而採用彭定康「新九組」方案那一刻行人止步。自70年代學運兩派之爭,80年代初前途問題的角力,還有8964對主權移交的不安,本來推進民主是抵禦未來高壓政治的最佳屏障。

可惜眼見當年力爭民主的骨幹人物,紛紛表態持續了無結果的談判,如何一步一步將香港的前途斷送的,如何許諾讓市民對中共存有不切實際的希望。至今他們依舊安坐議事堂上,巴不得中共邀為入幕之賓。

90年代甚至千禧年後出生的人,眼中盡是97年後特區政府乃至中共的不堪;80年代出生的人,既經歷過最好,亦在承受最壞,見證由東方之珠淪落至千瘡百孔,感受尤其深切。但數代人同時無力在昔年風起雲湧的時代變革參與其中,卻要擔負前人種下的苦果。老一輩的責任,追究下去亦無意思,頂多是落得一陣懺悔或不屑一顧。但我們不一樣,尚要為前途努力。

香港是禍是福,且看我輩能否克盡己力,逆轉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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