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妄齋:寫在七一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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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FHKE

設想一下,二十年後的香港,將會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在1997年7.1以前,若有人請你預測本港廿載後的光景,大概無人能夠準確描述。如今主權移交將歷第十七個年頭,雖然中共政權曾信誓旦旦「五十年不變」,實際變化卻不僅止於換了一面旗,而是翻天覆地、痛苦而漫長的磨合。

經濟方面,在經歷數度重創及蕭條後,現已逐漸溫和復甦,失業率更錄得3.1%,迹近全民就業。但自從SARS期間港中簽訂CEPA以後,本地製造業大舉北移,僅依賴自由行陸客的龐大消費力帶動經濟增長;而開放中資赴港炒賣股票及房地產,導致樓市狂飇,貧富懸殊愈發嚴重。加上自身產業失衡,一直向金融、地產及旅遊服務業傾斜,既無法轉型至知識經濟(Knowledge Economy),同時忽略本地工業、農業及科研的開拓,底子虛弱,故此CEPA恍若飲鴆止渴,固可短暫紓解痛苦,卻自此成癮,致使香港永遠脫離不了中國的經濟掌控。

政治方面,深陷眾說紛紜、群龍無首的困局。梁振英統轄的特區政府既缺乏管治威信,破壞英治時遺留的公共行政傳統,是以從行政到立法均弊病叢生,委任的「香港營」親信紛紛中箭下馬或掛冠求去,政治人才更見凋零;而制度上的先天缺陷也使港人動彈不得,政黨政治受制於中共恐懼反對黨坐大而未能發軔,由是雙普選下產生的民選政府亦祇聞樓梯響。即使普選方案全民投票已累積超越76萬票(截稿時為760,755),充份表達民意對普選的渴求,然而早前公布的《白皮書》措辭嚴厲,不僅重申普選限制,更藉故動搖司法獨立,令港人戒心益重。

民生方面,更是壁壘分明。社會豐足但貧富差距無法收窄,租金暴脹百物騰貴,財富兩極化加劇仇富情緒;大量新移民湧入,但未及過渡文化適應(Acculturation),並且出現資源爭奪,激化社會矛盾;自由行光臨購物同時帶來治安、秩序、衛生等沉重的社會成本,走私客轉賣港貨圖利的肆虐,教港中兩地公民積怨日深。那邊廂本地競爭力逐漸被削弱,伴隨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盛行,貪瀆與官商勾結無日無之,新聞自由受蠶食,且面臨國內外週邊城市的挑戰,威脅及焦慮感油然而生。遙想英治下港人的凝聚力、自信心及上升動力,在不知不覺間已一去不返。

政治問題紛擾,可以預期。中央政府根本不打算讓香港出現一位能代表本土民情,和北京交涉甚至藉民意授權與其頡頏的行政長官。挾民自重的「地方政府」是心腹大患,因為北京若按本港市民的意願放手予特區政府決定施政,在其眼中形同喪失主權;但假如此際出爾反爾,透過人大收回本港的高度自治及普選權,那就是公然違反《中英聯合聲明》、抵觸《基本法》和撕毀「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莊嚴承諾,引發憲制危機。

四分五裂的立法會,親建制及反對黨互相傾軋,甚至連泛民本身不是貌合神離,就是因分歧而彼此攻訐。行政立法每天對壘,權力分割的局面正好讓中央乘虛而入「分而治之」。可惜的是,如此一來政策推行舉步維艱,難有「強政勵治」可言。不論何人擔任特首,均無可避免陷入少數派政府的格局,「順得哥情失嫂意」,不是難得民心依附,就是欠缺官商權貴的祝福。

退居為二流城市

政府有權而無票,立法會有票而無權,於是需要作出諸種遊說(Lobbying)乃至政治交易(Political Deal),於是特首不再是政治領袖,而是淪為首席交易員(Chief Trader),他不但要向立法會中各黨派提供籌碼交換,也要經常與北京交易。而按中共「一國先於兩制」的意識形態,一旦在關鍵問題上本土利益與北京不一致之際,必然要對中央政府俯首帖耳。首屆行政長官董建華走馬上任的時候,可想而知中共想要的是從來是聽話的傀儡政權。

公共事務的發展,一切敗於「開壞先例」。審時度勢是政治學應用的第一課,不幸地迄今多位朝廷命官都犯上了錯誤判斷形勢的毛病。梁朝至今醜聞不斷,由硬銷洗腦國民教育、向傳媒發律師信干預發表自由、處理雙非及走私客流弊反應緩慢、菲律賓慘案追究責任不力、拒絕港視發牌專斷獨行、沙中線涉嫌隱瞞毀損聖山遺迹,以及今天新界東北摧毀居民家園、甚至盤算消滅港中邊界放任殖民的計畫,即便再多的「語言偽術」及矢口否認,亦難掩港府的進退失據,惟有借助中央政府之勢,以高壓阻嚇市民。

可是這又犯下為政者的大忌:壓迫愈大,反擊愈烈。主權易手後的抗命文化,自03年7.1的倒董反廿三條遊行漸次滋長。從梁振英執政伊始,經過反國教、港視反黑箱,民眾已由遊行示威升級至公民廣場前市民逾10萬的大型集會,直到反新界東北「特區中特區」及淪為地產項目的賣港計畫,終於出現6.13衝擊立法會的失控場面,落得「門常開」要重門深鎖的窘境。官迫民反卻無力排解民憤的後果,是管治威信旁落,民間團體的抗爭運動聲勢日益壯大,對政府的不滿亦愈發表面化,祇會弄至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

昔日溫家寶嘗言的「深層矛盾」,一言以蔽之,就是上述政治和民生範疇背離民意,繼而衍生的官民角力。長此下去,本港退居為二流城市,似可斷言。

先截流後開源

每個人,甚至每個國族,都有各自的虛榮感(Vanity)。中共領導欲鼓勵國人、莫長他人志氣之際,最愛強調:英國人做得到的,中國人一樣可以。要學習英式政治並付諸實行,本來已有難度,可憐的是港府以至中共意圖更進一步,要「超英趕美」,於香港締造「符合國情」的中式民主,並在英殖後創出更輝煌的功業。而因為不甘後人,信以為真的領導階層,當真放棄蕭規曹隨的金科玉律,改為在政策上不斷拋出宏偉的願景。

英國治下香港樓市不能降溫嗎?那就搬出「八萬五」建屋計畫好了,但政策開展過於冒進,兼且不幸遭遇亞洲金融風暴,房地產飽受摧殘,滿街盡是負資產;爾後又因為要穩定樓價,停建停售居屋,將公屋輪候期維持約三年,又種下今天公共房屋數量短缺、樓價攀升至超越97年水平的肇因,所謂「雙辣招」這類一時之計不過杯水車薪,「港人港地」[ref]「港人港地」政策悄悄擱置 – Yahoo 新聞香港[/ref]更是如「八萬五」般無疾而終。與此同時,新移民增加亦間接令供應緊張,人多了,錢多了,供應少,為政府提供開發新界東北的藉口。

上述的發展藍圖,美其名為應付市民的住屋需求,但從種種跡象顯示,大片「開發區」將成大地產商及中國免簽證公民的禁臠。可見自負心態、好行權宜及政商干預成為慣例之下,不但效率奇低,亦教人無所適從。前有23萬公屋輪候名冊,後有不斷蒞港的新移民,政府卻非正本清源地「先截流後開源」,收回審批權並從速處理擠迫與寬鬆戶的搬遷,騰出珍貴的公屋單位讓苦候多年的市民上樓,或在市區空置土地增建房屋,而是頭痛醫腳地打起新東北鄉村農地的主意,避免損害地產商的利益。

平情而論,計畫並非始於今天,但兩年前上水最後一場諮詢會中發展局長陳茂波的囂張跋扈,相信與會者記憶猶新。可惜,由居民代表到協助的社運組織,似乎僅將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局限於永續農業及村民的家園,動之以情說之以理亦祇限於居民福祉,未有擴大至更嚴重的港中邊界危機;另一方面,普羅市民未必有跟進事態,甚至從未留意諮詢過程,無從入手之餘,亦多視為政府協調、賠償及安置的問題而已。直至昨夜6.27財務委員會議,主席吳亮星濫用權力粗暴通過前期工程撥款,港人方如夢初醒。

本土派未見大張旗鼓

英治時代,立法局已是所謂「橡皮圖章」(Rubber Stamp),至九十年代才引入部份直接選舉議席,許多議案依舊在行政主導下行禮如儀,甚至在及後的英中談判上亦未能左右結果,但至少其時殖民政府仍然會尊重立法局乃至本港市民的意願。不過時移世易,當下的立法會,親建制派權焰滔天,區區委員會主席竟可肆意運用權柄制止議員發問、修訂甚至提出規程問題,未得共識旋即將重要議案匆匆表決,最終趁反對派議員未回席位已宣布通過撥款,一夕間摧殘好不容易建立的議會文化。然而,議會內外欲救無從:議員無力阻擋官政合謀侵凌,集會領袖及示威民眾亦無進一步行動,策略舖排顯然付諸闕如。

誠然,主事者在議題設定上傾向小眾化,但相對地近年冒起的本土派在此亦未見大張旗鼓,批評與行動落差甚大,零星參與無異於缺席。箇中情由既涉及社運派閥黨同伐異,但更重要是他們對議題認識不深,無法於當地居民及全港市民之間權衡利害相關的高下,故少有針對論述;行動派也沒有積極介入抗爭,與村民及協辦團體沒有交流合作,止於作壁上觀而不動員訴諸抗議甚至主動出擊,藉以宣示捍衛本土的主張,錯失將本土價值透過社運在地化的機會。個人檢視「本土」的原則,除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外,更重要是究竟願意為守護我城付出多少代價。經此一役,看來本土派還需努力。

公民表態還不夠多嗎?

議會內外抵禦無從,基於先天頑疾根深柢固,也許非戰之罪,未來除了循司法覆核(Judicial Review)嘗試推翻立法會裁決以外,民間抗爭空間不大。但更令人在意的,是普羅大眾的反應。目睹官員政客公然勾結,導致議會失效,他們憤怒之餘,卻是樂於配合泛民主派的指揮棒,不忘為快將完結的普選方案公投催票,為今年7.1遊行動員,甚至為未來的2016立法會選舉作政治宣傳。聯想起近日流行的改編曲《問誰未發聲?》,聽罷以後,我不禁反問:多年以來,公民表態還不夠多嗎?從每屆立法會選舉投票,到7.1等大型遊行,乃至尚未結束的全民公投,數量反映支持普選改革政制的民意不低,而對港府及中央政府的不信任亦可見一斑。

遊行與投票,個人投入的成本甚低,而03年7.1之後,市民及政黨組織亦習慣以「數人頭式社運」展示與政府抗衡的公民力量。電子投票之所以受歡迎,除了出於對民主政制的渴求以外,工具便利也是主因。事實上親身到票站投實體票的市民僅佔6.7%,其餘都是透過網站及智能電話程式投票,按鍵、輸入、投票,過程祇耗數分鐘,既方便又快捷;而7.1遊行呢?在炎炎夏日出一身汗,到目的地後和平散去,順道到各組織的街站捐款,彷彿就完成支持民主的大業。但這類表態,究竟有否轉化為實在的政治力量,大可商榷。

就以上述事件為例,公民投票高達76萬,他們都是對政制充滿願景的人,但明明眼前就出現極不民主的事,他們卻毫無動身支持的意欲-即使集會是和平理性地進行,即使議題牽涉到自身利益,他們也不敢冒絲毫風險;至於電子公投亦然,既然要取得普選方案最大公約數及宣揚公民意識,最直接的方法,莫過於同時呼籲投票者登記成為選民,好讓他們在15年的區議會及16年的立法會,以選票向政府說「不」,實踐真正的公民參與。但公投已至尾聲,我沒有從主事者的宣傳中聽到這回事。然而大家卻像集體中了魔咒一般,覺得已經為推動民主出了一分力。故此這並非市民裝睡或覺醒的問題,而是犧牲多寡的問題。

尋覓遊行以外的出路

但是,本年元旦遊行統計不如預期,民陣發言人楊政賢受訪時謂市民也許厭倦遊行示威的固有方式[ref]楊政賢:市民可能正尋求更激進的非暴力抗爭 [/ref],再一次為7.1敲響警鐘。過去應付政制問題,英國人還會稍為港人設想,甚至為我們出頭議價,但今天禍患迫在眉睫,兼且名義上已是「港人治港」,再無可能求助他人了。現在的政治環境,港人惟有兩種選擇:要麼推舉信得過的政治代言人,但昨夜會議強行通過撥款著實輸得慘不忍睹;要麼就是自己親身披甲上陣,不能抽手旁觀。無論大局如何,必須參與這場政治遊戲,即使平時你再三強調「我討厭政治」,也得改變自己。

這場政治遊戲的本質,是分拆權力,而後產生社會利益的重新分配。若然你堅決不沾手,換言之即任由他人左右你的將來,甘心放棄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中共之所以提出「三權協作」,目的是要徹底剷除權力制衡,好使假普選方案通過以後,掌控香港一切的地位牢不可破。

意大利的偉大小說家蘭佩杜薩(Giuseppe di Lampedusa)在其經典作《豹》(The Leopard)中,有一段發人深省的對話。故事主角西西里島王子,得知意大利的政治生態已被加里波底(Giuseppe Garibaldi)領導登陸的革命黨改變以後,語重心長地說:要維持我們的立足點不變,我等需要改變(If we want things to stay as they are, things will have to change)。這句話是英文典型的矛盾修飾(Oxymoron),但想深一層,王子比貪戀權位或貪圖安逸的人睿智得多。

距上年所撰的遊行前瞻[ref]寫在七一之前 | 輔仁網[/ref]已差不多一年,焦點在倒梁的不可行及施政手腕的更迭,但始料未及的是管治水平每況愈下。未來的路如何走,以我的微末智慧也許答不上來,但願港人經過最近頻繁的亂象後,生聚教訓,除了7.1以外嘗試更多改變,尋覓遊行以外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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