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奇雲:政治上的道德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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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經常被批評「出賣選民」的民主黨
圖片來源

在現時香港的政局,我們可以看到不少Principal-Agent Problem/Moral Hazard的例子[ref]在資訊經濟學(Information Economics)的範疇內,有一群學者是研究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簡單解說,就是雙方在手頭上的資訊不是完全互通,所以任何一方也可以蓄意隱瞞資訊而對方是不能完全知悉。由於有此情況,所以會產生一種名為道德風險(Moral Hazard)的問題。道德風險的產生是由於其中一方發現蓄意隱瞞資訊後被對方發現的風險很低,因而令可以隱瞞資訊的一方願意去冒險隱瞞資訊。舉個例子,在未有Internet的年代,我們通常會請旅行社代買機票。那時候,我們是很難去得到機票價錢的資訊,而作為我們的代理人(agent)的旅行社是能夠得到更多資訊,而他們亦知道我們是沒辦法得到同樣的資訊。

同時,作為買家的我們是不會因為買得平價機票而給予旅行社任何額外報酬(reward),相反旅行社會因為不能替航空公司賣出較貴的機票而有佣金(commission)的損失。所以當要求旅行社替我們找平價機票時,大家已經心裡有數,旅行社有很大可能不會盡力找最平的機票給我們。不過由於我們無法獲得有關資料,所以最後也要找旅行社作為agent替我們購票。有關的論述,亦叫做代理問題(Principal-Agent Problem)。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詳細閱讀讀這篇文章。[/ref]。最簡單的一個,就是立法會議員和選民的關係。理論上,立法會議員是選民的agent:選民投票選立法會議員出來,就是要他們替選民去監察政府的運作,而議員的薪金則是來自稅收(即市民付鈔給政府,然後再由政府去支付議員的薪金)。不過議員的薪金是固定的,他們替市民解決問題的報酬,是希望再下一次選舉時選民能再選他們,使他們能繼續做立法會議員。

問題在議員非單市民的Agent

不過香港現時的情況,就是(1)如果是在地區選舉/直選出選的立法會議員,他們除了需要得到選民的支持外,更要得到相關政黨(包括泛民及建制)的支持及支援;(2)如果是功能組別,情況就比較複雜,有些組別的選民組合的定義是不太清晰,亦有個別功能組別是由單一工會/商會操控,所以有個別功能組別是長期只有單一提名;而選民和議員之間的關係更加不清晰。

當選民的訴求和政黨的訴求有抵觸時,議員就要衡量到底是選民還是政黨/工會/商會會影響他們的長遠利益,然後作出決定。這裡讓我們以最近的選舉制度改革的爭議,去作為例子分析。

(1)選民(Principal)用選票選出立法會議員(Agent)去監察政府;選民覺得接受政府和中共提出要求選民放棄無篩選的特首選舉方案是不合符自己理益;

(2)立法會議員(Agent)擁有比選民(Principal)更多資訊,原因是議員和政黨有機會和政府高層和中共接觸,獲得比選民更多(不能公開)的資訊,有關資訊可能對政黨的長遠發展有極大幫助。而政黨及議員可以向選民表示,由於他們有更多的資訊,他們可以作出一個更明智的投票取向;

(3)議員能否連任,有很大因素是取決於他們所屬政黨/工會/商會對他們連任的安排。例如在現行的地區議席選舉,是用比例代表制,在選舉名單的排名先後會影響議員能否連任,而有關的排名次序是由政黨決定,所以議員會跟政黨意願決定去投票,而非選民意願;而政黨要追求的是政黨的長遠理益(例如能有機會長期留在政壇,或得到政府更多資助或資料),而有關利益未必和選民的理益可以相輔相成;

(4)由於選民選擇有限(主要只有親中及泛民),而選民意向亦頗穩定,以及中間派/沉默選民較多,所以政黨明白即使逆民意去投票,亦不會對選情有重大影響;而議員因為要爭取獲得有關政黨支持才能獲得在選舉名單上得到更高的排名,亦不會為了民意跟政黨決裂,所以在投票時,亦不會支持民意。如果以現行的選舉制度,幾可肯定,建制政黨會不理會民意,而部份泛民政黨亦有可能為政黨理益而「轉呔」。

最基本是取消比例代表制

那麼,你會問:(1)佔中會否有效?;以及(2)如何可以令政黨認真對待民意?

我的答案如下:

(1)佔中幾可肯定不能改變(泛民及建制)政黨的投票意向,因為以現行的政制,政黨是沒有太大的誘因去為選民利益去放棄政黨利益;

(2)如果要令政黨認真對待民意,唯一的方法是要令議員可以有機會不聽從政黨的方向(即可以跟隨選民意願去投票);而要令議員可以脫離政黨的方向,就要令議員無需要為得到在選舉名單上得到更高的排名次序下去完全聽命於政黨。

所以,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要改革選舉制度:最基本是把地區選舉的比例代表制取消,使議員能否獲選的因素由政黨手中(即選舉名單的排名次序),重回選民選票中。那麼,議員能否連任的因素將會是取決於選民的認同,而政黨的成敗就取決於議員是否獲得選民的支持。這樣的話,就可以把選民,議員,以及政黨的利益調整至同一方向。

社運為何屢戰屢敗?

其實近年社運屢戰屢敗,亦有可能和Principal-Agent Problem有關。

(1)受害人(Principal,例如新界東北居民)和社運人士合作,請社運人士(Agent)協助去和政府談判;受害人覺得政府政策是不合符自己理益;

(2)社運人士擁有比受害人更多資訊,原因是社運人士大多數是在社福界工作,而且人脈較多,會比較清楚政府的底牌;

(3)無論有關抗爭是否成功,社運人士除了道德光環外,不會從受害人那邊得到任何利益;相反,社運人士的真正金主是政府(因為香港的社福界的財政來源大部份來自政府/半官方機構如公益金、馬會撥款),如果在抗爭期間太出位,可能會影響自己以及自己所服務的機構在將來申請資助時有困難;在這樣的背景下,社運人士的利益亦未必和選民的理益可以相輔相成;

(4)所以,在抗爭時,社運人士有很大可能會「見好就收」,因為既能向受害人交代,而同時亦不會令政府難堪。

如果要解決這問題,就是要改革社福界的撥款機制;我們應要求政府逐漸把撥款的權力轉到其他非政府機構,而同時我們應該鼓勵更多私人機構成立基金,去資助社福界,這樣就有可能把受害人的利益和社運人士的利益調整至同一方向。

簡單的總結:在政制上,下一個戰場是立法會選舉改革,我們要開始醞釀民意,去取消選舉名單及比例代表制!當然功能組別必須廢除。而同時,我們亦應該檢討社福界的資助機制,使社運人士能在不受政府影響下,全心全意去幫助受害人。

作者:
奇雲,作者為旅居海外的一名前香港公務員。現時在海外做人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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